何应钦祖坟 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的军事部署 宋希濂

2018-10-09 - 何应钦

                                       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的军事部署      宋希濂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那时,我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部队驻在苏州一带,构筑国防工事。得悉这个消息,感到惶惶不安,蒋介石是否会丧失生命?今后政治局势的演变如何?如果蒋不能再出来,南京的军权必然落到何应钦的手里,他能否不记旧账?因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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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淞沪抗战时,我曾坚决要求开赴上海抗日,并鼓动部属向何应钦请愿,在言辞上予以难堪。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着。

    12月13日晚,何应钦来电话叫我马上到南京去。14日我乘早班快车于12点多钟到了下关,立即往鼓楼斗鸡闸何公馆,何与几个高级军事幕僚在吃午饭,见我来了,离座和我握手,并让我一起吃饭,态度很和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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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后他带我到里面会客室说:“这次西南事变,名义上是张学良、杨虎城干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策动的,我们和共产党斗争过多年,共产党人的厉害你们是知道的。

委员长这次被扣,能否保全生命、能不能回来,很成问题。中央昨天开会,对张、杨的叛变,已经决定讨伐,并命我负责指挥军队。黄埔军校系统的军队,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支柱,只要你们同学——尤其是带兵的将领,能一致团结起来,是可以应付这个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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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中央已拟好讨伐计划,等一会由王厅长(参谋本部厅长王伦)把大概的情形对你讲一讲。你的部队应即由苏州出发,经津浦、陇海路到华阴、华县一带集结待命。

我已经要墨三(顾祝同)、经扶(刘峙)到洛阳负责指挥,,你路过洛阳时,可去看他们。”并问我有什么困难?     我说:“自闻西安事变,我感到很难过,怕内战扩大,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更多可乘的机会。

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是可恨的,我拥护中央的决定,一切听从老师(何是我在黄埔军校一期时的总教官)的指挥。可是我有点担心,过去在江西和共军打了将近十年,都不能消灭他们,现在如果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都倒向共产党方面,他们的力量更壮大了,恐怕很难在短期内消灭他们。

同时,如果打起来,会不会危及委员长的生命,也是值得考虑的。”     我表示拥护何的态度,不用说,何是很高兴的。

但我后面说的这段话,并不符合何的心愿。他想了一下就说:“你的意见值得考虑,我们第一步是部署兵力对西安形成包围形势,看情况的发展再做决定。你赶快回去,此间已通知铁路运输司令部迅速调拨车辆装运你的部队,你可和他们直接接洽。

”     我辞出后,和王伦厅长谈了一会所谓的“讨伐计划”的概要,也就是军事包围西安的计划,部署的主要内容大略如下:     一、以董钊的第二十八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樊崧甫兼的第七十九师及炮兵第一、第五两团的主力和一个工兵团为骨干,统归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指挥。

沿陇海路两侧从正面直攻西安。     二、以李默庵的第十师、刘勘的第八十三师、归李默庵指挥,由潼关开往洛南,进取蓝田。     三、命驻天水的胡宗南第一军向宝鸡、凤翔一带前进。

    四、命驻汉中的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取道子午谷,进出西安以南地区。     五、命驻宁夏吴忠堡附近的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向固原、平凉地区前进。

    六、命郑洞国的第二师、李必蕃的第二十三师为沿龙海路进攻的总预备队,集结于潼关附近。

    七、空军主力集中洛阳,待命轰炸西安,并协助正面部队作战。     还有其他一些部队,我记不清除了我离开何公馆后即到运输司令部,他们告诉我,已接到何的命令,正在积极调拨列车,准于今晚至明日上午先后集中苏州开始运送。

    我当天下午赶回苏州,部署部队出发。15日,三十六师全部分乘8辆列车从苏州开出,速度超过了特别快车,于16日晚通过洛阳向西疾驶。我到洛阳下车,往见顾祝同、刘峙,得知下列情况:     一、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派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

    二、国民政府已颁布明令讨伐张学良。

(8801注:只讨伐张学良,不讨伐杨虎城)     三、中央派于右任宣慰西北军,即日来潼关,对西北军进行分化工作。

    四、冯钦哉(时任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第42师师长)所部驻在渭河以北大荔一带,不愿附和张、杨,正派人前往联络。     五、据空军侦察,张学良的部队,正在渭南以东的赤水镇一带布防,并构筑工事。

又空军正在渭南投弹。     六、根据讨逆军总部计划,我方陇海铁路线正面部队,大体可于20日左右集结完毕。     刘峙、顾祝同指示:三十六师开到华县集结后,先派人侦查张学良部布防情况。同时,我还会见了空军司令毛邦初,铁路运输司令钱宗泽等人。

    18日我到华阴,会见樊崧甫,他告诉我刚接洛阳电话,蒋鼎文已自西安乘飞机到了洛阳,即转南京,携有委员长亲笔信,看来有和平解决的希望。以后又获得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等去西安的消息。在蒋介石未离西安以前,部队的主要活动是练习爬梯,因为赤水一带是断壁陡坡,不能不做攻击的准备。

    蒋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由军委会派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等组织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又于1937年1月5日发表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这些措施,引起东北军及杨虎城部和陕、甘两省广大群众的愤慨和反对。蒋介石任命何应钦继续对西安方面施加军事压力,顾祝同于1月间来到潼关,与东北军及杨虎城的代表多次磋商,直至2月初才达成协议。顾祝同面示我率三十六师首先开入西安,在不伤害东北军的感情下,逐步地和缓地接替西安防务。

我遵照顾祝同的指示,率部于2月7日到达西安东门外驻扎。西安的城防由东北军刘多荃的105师担任。西安行营设在南院门,本师负有保卫行营的责任,我于8日上午访晤刘多荃,并提出初步要求:1、派步兵一营到南院门行营附近担任警卫;2、由本师接替东门城防,因部队都驻在东门外,常要进城采买,恐易和东北军发生误会。

刘多荃同意了。     是日下午我指派216团第3营附小炮1连开往南院门,并亲自和团长胡家骥、营长顾心衡详细侦察行营周围道路,配置警戒。

9日上午接替了东门城防。因顾祝同同日内来西安,我又向刘多荃要求接替了北门的城防。

10日或11日顾祝同由潼关到西安,同来的除顾的参谋长赵启騄等人外,还有黄杰和毛邦初。黄杰原任第二师师长,是顾祝同多年的部属,曾参加古北口抗战,驻北平两年多,与东北军各将领多熟识。顾嘱咐黄杰、毛邦初和我三人,多和东北军联络感情。

以后我们常在一个东北人(忘其姓名)开设的一家公司的楼上或川陕公司总经理周文达(湖北人)家里打牌,有时也到陕西银行总经理李维城(湖南人)那里去玩,酬酢无虚夕,几达一个月,对拉拢东北军上层分子,起过一些作用。

    2月中旬,西安城防统由本师接替。司令部由东门外移驻西大街。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亦开到西门外至咸阳道上驻防。原来入陕的部队,如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李默庵的第十师、刘勘的第八十三师、樊崧甫的第七十九师等,大约是2月下旬开始东运,离开陕境。

    本师入城后不久,顾祝同命令组织一个“西安军警宪联合办事处”,派我兼任处长,警察局长马志超、宪兵团长(忘其姓名)为副处长,负责维持城内外治安。

大约过了20多天,撤销“军警宪联合办事处”,成立西安警备司令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我兼西安警备司令,马志超为副司令,直至8.

13本师开往上海抗战时为止。这一期间,大家关心的多半是抗日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叶剑英以及曾到过西安的陈赓等人见过面,谈论的主要是国共两党真诚合作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问题。

--摘自  原国民党军政人物丛书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1987年7月第一版  定价:6.95元

延伸阅读:

    宋希濂与陈赓

    在宋希濂的一生中,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曾经左右过他的人生轨迹。这个人就是大宋4岁的红军师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的陈赓。他俩是同乡,又同为黄埔军校一期生。

陈赓还是宋希濂的入党介绍人,只是后来宋希濂脱党投入了蒋介石麾下。     1933年3月,时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因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而腿负重伤的陈赓,在上海疗伤时不幸被叛徒出卖而被捕,4月被押往南京。

时任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的宋希濂得知这一消息后,利用其与蒋介石接触较多的机会,并邀集10多名黄埔一期同学,进行营救。最后还搬请“国母”宋庆龄出面斡旋。

蒋有碍宋庆龄的面子,也可能念及在第二次东征时,陈赓在广东华阳战役的表现(陈曾背蒋掩护其渡河得以脱险);又多少为宋希濂等卖点人情,以显示他对黄埔学生的宽容,所以在1934年5月释放了陈赓。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希濂率第三十六师进驻西安,接替东北军刘多荃的一百零五师城防任务,兼任警备司令。陈宋二人多次面晤交谈。     1949年12月,宋希濂在大渡河畔的沙坪被俘后,不日又从乐山被押送到重庆歌乐山麓的“白公馆”。

    1950年春的一天,时任云南军区司令员和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陈赓将军,特地从云南来到重庆,遣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公安部长周兴到白公馆,把黄埔一期的同学宋希濂、曾扩情、钟彬接到陈赓的住处。

陈赓见到他们,笑容满面迎上前来一一握手。当与宋希濂握手时,仍像过去那样笑着说:“你好啊!

我们又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宋希濂紧紧地握着陈赓的手说:“惭愧得很!没想到您还来看我。”陈赓若有所思地问:“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宋答:“那是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来看我。

”陈赓点头说:“对,那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看你的。记得当时我曾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10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这该给日本鬼子记一功啊!

’一别就是10多年,我们见一面好不容易呀!”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下午4点。吃午饭时,边吃边谈,一顿饭吃了两个小时。饭后,陈赓又和宋等讲了当前形势,勉励他们好好改造思想。他说:“你们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利用这个机会多看看书,也是很好的。

”同时又嘱咐周兴部长,对宋等在生活上要予以照顾。这次见面,体现了陈宋二人非同一般的友谊。     1959年,宋希濂在第一批特赦人员中获得新生后,陈赓和宋希濂曾多次见面。

    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逝世,宋希濂闻讯后,异常悲伤,感叹地说:“陈赓大将是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友……解放后的几次见面,他没有一点以胜利者自居的那种神气和训话式的满嘴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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