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野百合花原文 窥探由“文章”引发的王实味悲剧

2019-01-23 - 王实味

其实在任何社会中,在任何阶级中,决定你命运的往往不是你自己

一、文章与文艺思想的错位

(1)《野百合花》的错位

被戴上“小资”的帽子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使延安文艺进入了一个自我规训的时期,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文件。其中,自我规训的内容第一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提出“要为四种人服务,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因为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的为歌名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在思想感情上,他们的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了同情甚至鼓吹。”

文章中描写的当时状况下的延安青年们的对话、牢骚、抱怨是一种极悲观、消极的心理状态,这不符合处于延安革命阵地的青年们那么应该具有的。在《野百合花》的“碰<碰壁>中,作者为前来延安的青年的一种平反,这是作为一种人性应该正常具有的态度,“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是为了寻求美丽与温暖”,所以对“丑恶和冷淡”会忍不住“发牢骚”。

但在延安时期认为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消极主义、享乐主义。因此也就理所当然的认为王实味在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度为那些具有消极心理的青年们呐喊。所以被戴上“小资”的帽子,受到批判。

与“人性论”的悖逆

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人性论的概念,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毛泽东说:“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从事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的,一半对一半,而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也只是暴露黑暗,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而不能是人民大众。

而王实味的这篇文章的“我们的生活缺少了什么?”这一部分,却描述了处于延安革命阵地的一些领导人物缺少爱心、关怀、缺少人情味。他从表达年轻人的不满到批判延安的政治制度。在“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中,他反对那些用这些借口来推卸责任的表现,另外这也是他个人思想中表现出的对延安时期这种思想作为的一种质疑。

“要把一切黑暗消灭干净,这是不可能的”,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这无疑成为了他走向死亡的催命符。其实王实味的立足点不是政治,而是从人性出发,他推崇的是一种人性的爱与温暖,但他的文章间接指出了延安是一个缺乏爱与温暖的阵地,这无疑是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思想的一种否定。

(2)《政治家、艺术家》的错位

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文艺与政治”的话题,也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批评的标准,有政治的标准,有文艺的标准,但在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为第一,艺术标准为第二。

王实味的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区别和联系、优点和缺点,但他在文章中却高呼艺术家要改造政治家的灵魂,并且将籍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工作和目的分开,这就引起了批判。在文章最后一段,作者呼唤艺术家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重任,这无疑是对政治家工作任务的一种否定。

在今天看来,他提出的问题本无可厚非,他敢于正视问题并且暴露一些政治家的真实目的和心态,他可以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是许多人做不到的,但他的诸多观点是不合时宜的。这也无非使他走向了人生的尽头。

二、悲剧人生的酿成

王实味自身的错误

在40年代的延安时期,他的文章与当时文艺思想相悖,但他仍然冒着受批判的危险,而不屈服,这和他本身的性格是有关的。他性格孤僻、偏执,大部分时间都处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之外,没有其他的业余爱好。

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他对别人参加娱乐活动是莫名的反感。例如《野百合花》中,他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举办的文艺晚会,批判为“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另外在与别人交往时,往往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这样的性格使他在40年代的延安大胆批判,而不像别的作家那样低调的适应社会。

党内部的错误

在文艺思想的影响下,众多的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的思想,非常忠实的维护和遵守,只要是毛泽东说的,便是对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康生。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便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的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允许的。

但王实味并不以为然。于是开始了对他的批评教育,当时毛泽东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康生是副主任,毛泽东说:“总学委的工作就由你做。

”而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却将这一事件上升为了政治问题,随后又居心险恶的给罗织捏造了“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

最后又由他口头发话,在1947年,将他在山西枪决。枪决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发脾气说:“还我一个王实味。”1948年,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针对王实味事件,写了书面报告,承担了责任,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只字未提康生,而康生当作一无所知,没说一句担负责任的话。

这样的领导阶层,这样的作为思想,使得处于那个环境下的知识分子们,失去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像王实味那样的专注于揭露黑暗的作家,有很多,只是艾青、丁玲等人迅速转向,反思自己的错误并成为批评王实味的骨干。而王实味只是执着于坚持批判黑暗,而他也就不幸的成为了那个时代党内部“杀鸡儆猴”的遇难者。

三、31年的寻找——看透的敷衍

王实味的妻子——刘萤,是在王实味遇难31年后,才得知自己的丈夫已经被杀害。这样的结局让我们看透了人世间的悲凉,而怒而发出一声憎恨。1938年她和王实味失去联系,自此开始了寻找的人生,1948年开始在长沙工作,长沙解放后,她一面工作一面打听,她曾写信给中组部询问王实味在哪里?而得到的答案是:“王实味在敌人进攻延安时,要求到敌后工作,得到组织批准,从此失去联系。

”后来,又有人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于是她又去了东北工作,呆了几年,还是没有找到,她女儿写信到中组部询问父亲的下落,回答是:“王实味到台湾去了。

”她们以为是派到延安做地下工作了。直到1978年,她和全家人一起听中央电台广播,才知道王实味已经在1947年被杀害了。

而直到1991年,公安部才下达给王实味彻底平反的决定。这31年的寻找,让一个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留下多少遗憾,而这件事件的背后,又让我们对那些对于事件隐瞒欺骗的组织人员的意图有所思考。为何众多知识分子中偏偏选中王实味?只是因为他性格的因素吗?并不全是,还因为他无权无势,他没有人脉。

其实在任何社会中,在任何阶级中,决定你命运的往往不是你自己,由王实味事件的悲剧,联系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假如王实味生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他还会免于被害吗?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一个没有过多言论自由的社会,任何的公开的表现出对社会敏感问题的批评,都会立刻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假如王实味是个领导人物,假如他有较多的领导人脉,试想他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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