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立人三部曲】余世存“立人三部曲”自序:应是鸿蒙借君手

2019-12-05 - 余世存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文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集中写作的时间也长达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齐不统一是明显的。青春期的夸饰,谋稻粱时的铺陈,人生阶段的心态转移,都影响了我的文字。好在这是记人论人的文字,读者既能看到我“飞扬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叙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务的”英雄主义一面,也能看到我“专断独裁”的一 面。

其实我提请读者参与的是读书中人物。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这也是2000年以来我有十年时间连续来颂扬“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一大因缘,我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在写作中,我尽可能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即使这些材料,仍足以“开卷有 益”。

虽然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国男》和《大民小国》之名结集,但重新整理才发现,我写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传主出生时间等原因,本书删掉了不少当代人),其中有不少文字为我珍爱,尚未跟读者见面。这次能以合集的形式出现,实在是一大因缘。自十年前《非常道》等书不约而同掀起了“民国热”,直到今天,关于现代史的当代著述还少有可观可流布之作。作为一个误撞入历史写作领域的人,我对读者的歉疚难以言说。

不少人问我,这些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

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选择人物时,我一度不免受制于时代和知识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写作期间,我为之作传的多是现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多为“早期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人和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陈丹青语)。

写这些人,如林觉民、瞿秋白等,既“政治正确”又“知识正确”,极为顺手。他们的人生至今让当代人奉为楷模,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后人“闻而起兴”的典范。当然,我也发现了主流或台海两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训。我理解自己,不仅是以司马迁的纪传体在写笔下的人物,也是像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六祖慧能写碑铭一样,为其证明正名。

这些年来,“民国热”成了文化出版界的一大板块,打开媒体,经常看到熟与不熟的作者谈论民国人物。读多了,我有一种厌倦,甚至羞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为媒体上的“点缀”。虽然,谈论民国人物,既是新闻出版媒体自身的需要,也有写作者的名利满足。

写作者本来也有“吃人”一说,我自己也不仅“吃”过老子,更几乎“吃”尽了民国人物。只是在网络时代,50后、60后与90后的作者具有一样的知识资源,如何不只是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维基百科的拼凑者,如何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或政治知识正确的诠释者,是我需要“突围”的。

因此,在历史札记、随笔之外,我的“历史散文”之路也有纵深演进。我反思过历史写作,何以大家谈历史人物时多有“先入之见”?有时看一个标题就明白作者想借古人说什么话,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国粉、儒粉还是“杮油党”,是80年代的出土翻案史观、90年代的细节史观、知乎粉还是果壳粉。

那么,研读历史人物,我们如何保证自己的客观公正,如何才能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态?“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一“礼义”在当下不过是某种“时势权力”。

这也是我努力向太史公看齐的一个原因,我希望纪传一个人物,不是让读者受到哲理启示或教育什么的,而是引导其人生或生命参与进来,其中有真、有善,有人生或历史百年的罪苦和美感。

我的“突围”是多方面的。我们当代中国人受教育以来,即对阶级分析烂熟于心,但在今天却很少有人以之观察笔下的人物。研读《易经》时,我明白中国文化也极重“时、位”。对一个人的人生阶段和社会地位不曾有深入了解,我们又怎么谈得上懂人知人?因此,我后来为媒体写了一组文字,只从谋生理财的角度写一个人,这样写时,不免理解历史人物的言行何以会有那么大的反差。

以鲁迅、胡适为例,鲁迅只是温饱有余,中产不足;而胡适则是今天“成功人士”般的文化人都未必比得上的中产,尽管他们都有国士之心力和才能,但身份、地位的选择和差异也对二人的言路思路有影响。

我也写过一组商人,职业商人为传统四民社会阶层的末流,但近代以来地位渐起,他们在近代中国起过非常大的作用,我写他们,仍希望落实到个体本位上来,在传统缙绅阶层向土豪或工商文明的栋梁转型的时代,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

随着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我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也自觉转向边缘者。如果说年轻时只以为理想的变法者、改革者、革命者,“五四”青年,现代化的倡导和推动者才活得有意义,才是真理的化身,才是安身立命的正当有效者;后来的我明白,一个社会的个体成员在立身处世方面有多种选项,他们从每一方向出发都能抵达圆满究竟。

正如本书几乎只以材料纪传的“儒家慧能”、如慧能一样“目不识丁”的王凤仪老人所说,“真理唯一,但其道路非一”。

我后来也在主流社会关注的人群之外,选择了不少堪称“怪力乱神”的人物,如算命的袁树珊、道教的复兴者陈撄宁、反中医的余云岫等人。尽管“中国逻辑”“反智”一类的说辞仍悬在国人头顶,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生存应立足于可沟通的理性;但怪力乱神是东西方社会都有的现象,是人们仍“日用而不知”的领域。

有学者认为,在移动互联带来的多维时空或高维时空里生存,怪力乱神的现象都能为人理解,为人把握。在武训、孙禄堂这样的草根面前,知识精英或许失语无语,但他们仍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基础。曾有哲人专论本国文化的“圣愚”现象,那么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一类草根圣贤算是什么现象呢?

因此,我关注的历史人物从以治世为主,到逐渐侧重治身、治心,我尽可能打捞在中国立身的多样可能。其实,与其说陈撄宁、余云岫治身,梁漱溟、熊十力治心,不如说他们一样在治世。传统的说法,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

儒释道在近代合流,早已使我们中国人从中都获得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落实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过有所侧重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精英算是治世者,边缘人物算是侧重治身治心者。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些主流边缘只是一时一地而已,他们都有为我们奉为经典的时候,也有为我们看轻看淡的时候。

人生社会的结构是否只有身、心、世三重?人们能否“跳出三界”?中国文化以为,数成于三。其实在系统结构的三分之外,还有内外、主流边缘的二元分工,时空的四象五行结构。任何一种系统结构只是方便说法,我们今天也都知道,任何分工分类本质上是一体不二的。

就如今天大量的“治身”者,他们把日子落实在饮食、养生健身上了,他们未必抵达了陈撄宁、孙禄堂们的治身极致,但他们至少明白了治身如不跟治世结合,治身就不过是雾霾中的呼吸,穹顶下的食色。

只见其同,不见其异,是一种偏见;只见其异,不见其同,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在全球化走向“深水区”的今天,有关人类大同的轻狂兴奋似已过去,恐怖主义、权力和技术的管制异化使人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冲突不免深信少疑。但一如把恐怖主义归咎于某种宗教一样错误,把自家文化或自家信仰当作唯一的“得道者”“救赎者”也是同样罪错的。

钱穆对鲁迅的评论值得三思:“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然而他何以如此忧心忡忡?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鲁迅全面否定儒教,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关怀,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新儒家。

”在钱穆那里,当年西化的鲁迅、胡适是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传统的儒道互补、内佛外儒,跟人类文化的大小传统统一在个体成员那里是一个道理。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传统中的儒释道仍能够借身还魂,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对我们中国大陆来说,儒、释、道、耶、回等等都会成为有效的思想资源,它们如何融合另当别论,但如果融合的外耶内佛表现在一个中国人身上,那绝非“混搭”,而是有意义的立心立 命。

生活在当代社会,我跟大家一样,感受到大陆转型的苦难和文明世界现代性的危机。我多次引用庄子名言,“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但今人难以免除视听恐怖之刑,难以免除空气水源污染之刑,难以免除技术绑架人让人低头示众之刑……个人的权利何以表达?生命的意义如何展现?我经常想起“民胞物与”,想起与时浮沉者,我们如何才能明心见性?

多年前,我曾十来次陪人看过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影片中的埃尔伯特曾有对白:“我想这些人都不渴望自由!……人们渐渐习惯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接受以前所不能容忍的,可能再也不期待改变了!”他说,“这个体制让人发疯。

但是正是这样的体制让人更有创作的欲望,写出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这才是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吧。……有那么多限制,什么都不能尽情表现。活着真没意思。”他后来不堪忍受没有自由的生活,选择了自杀。我曾多次想起他的话,以此自勉。

后来看一部美国片,看到小镇上的法官对实行“潜规则”的律师说:“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羞耻的事。”极为震动。我想到正常社会的人们都不失自性,都有自信判断人间罪错,他们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汉语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这种自立立人的开智启蒙。

我中国文化也有明辨是非、自诚而明的伟大个体和伟大时刻,只是在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里,很多人失掉了自性,一些人甚至以一生的时间学舌外界的是非,效颦时势权力的步伐,山寨流行的生活方式,很少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

借用黄仲则的名句,乾坤无事入怀抱,应是鸿蒙借君手。这部书里的大部分传主不仅是鸿蒙历史借以书写之手,他们确实书写出了了不起的历史文本,他们更是当得起“自己的主人”。在“五四”运动和社会革命的诱惑下,年轻的王明道选择了另外的道路;在众人浑浑噩噩的日子里,顾准探索着跟人类世界的有机联系;后来的新人类们争论谭嗣同活得值不值得时,似乎忘了谭当时大声宣告自己的遗憾和圆满:“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从本书中人物立身多有所成可知,做自己的主人不仅可望可即,也有很多道路。

因此,我诚惶诚恐又当仁不让地向读者奉献这部纪传体作品,我相信在这个“节操碎了”的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立起我们。尽管有人把今天的社会分成“成功人士”和“有待成功的人士”两大群体,无论成功与否,无论压力山大者还是得意者,多不免看轻前朝前人,以为我近现代史多为不幸,未曾完成。

其实本书中的传主们经受的,未必比今人轻浅、狭隘、简单。与其虚拟自己的眼前生活,与其在想象里陶醉,不如也看看历史文本。其实我中国史展示的,远比我们作家虚构的更富有想象力,更富于人性和神性。

“民国热”证实了近现代史是我们可取之不尽的历史遗产。本书中传主近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人,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其内容丰富未必输于一部或数部长篇小说,或许再过若干代,中国社会集体与天才的个人结合,再度创作出类似《三国》《水浒》一类的近现代杰作。

我请前人登上供读者阅读观看的舞台,让他们展示一生的片断瞬间,希望人们看到前人的高度,看到他们对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态度,其中很多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对人生社会的责任感。在中外文明史上,负责本身即是义。的确,书中的传主多当得起“义人”之评,但这种“义”不是像人们印象中的近代史一样沉重难当,而是极为日常的,是个人身心志的平衡和统一。

一卷终了,大家眼里的传主大多已然退场。那些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前贤退场,对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近年多次想到退场和进场,并郑重把退场立为新正义论的一大原则。千年前的《沉思录》的最后感慨就是新正义原则的遥远回响:“人啊,你一直是这个伟大国家(世界)里的一个公民,五年(或三年)会对你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与法相合的事情对一切都是公正的。

如果没有暴君也没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从国家中打发走,把你打发走的只是送你进来的自然,那么这又有什么困苦可言呢?这正像一个执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他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可是我还没有演完五幕,而只演了三幕’——你说得对,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剧,因为怎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这决定于那个先前曾是构成这个戏的原因,现在又是解散这出戏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却两方面的原因都不是。

那么满意地退场吧,因为那解除你职责的人也是满意的。”

译者何怀宏也曾为此感慨:“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退场的一段,我们即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人难逃此劫。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演的《舞台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又不无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了地方。”

对我们来说,在这腾出来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是否演绎好了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是否立得住?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是否享有了生命的幸福和意义?

最后,要感谢我的太太余玲,是她想到我这从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写作是一个整体。感谢何寅、董曦阳、杨海泉,使此书得以成型。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朋友张守礼、王俊秀,他们在我的生活中,赋予了“立人”鲜活生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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