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宗不愿做中国人 陈启宗:中国要不要做亚洲领袖

2019-01-05 - 陈启宗

由综合开发研究院和深圳商报主办的第四届“全球脑库论坛”,将于2004年9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召开。以“活力中国与全球区域经济整合”为主题,大会将对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透视和展望,对加入WTO后中国在全球区域经济整合中应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进行研判,探讨东亚经济圈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未来走势。搜狐财经独家直播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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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谢谢曹博士。尤其是发达国家对资本流动的做法包括中国自己的实践可能比较有意思。各位女士先生下午,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上谁是其余合作的主题是政府、是企业还是包括政府企业之外的非政府的非盈利的其他民间力量,接下来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邀请到三位嘉宾,就区域合作中不同的主题,他们的作用,他们相互合作,和互动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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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请允许我们首先的介绍一下邀请的三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来自香港的陈启宗先生,是香港的知名的企业家,陈先生担任香港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主席。

是香港恒隆集团的创始人和香港其他著名企业的代表人,同时担任香港一国两制执委会的主任,香港论坛的召集人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副会长,公益性的社会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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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在了解工商企业发展的同时,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和公共决策,用他成功的行动和精辟的思想引领着社会的潮流。 我们期待陈先生《区域合作中企业的主导性作用企业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发表精辟的见解,我们邀请的第二位嘉宾是来自美国的一位世界级的智囊性人物—美国柏克莱圆桌会副会长史蒂芬·科恩先生,柏克莱圆桌会是加利福尼亚大学SAR实验地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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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克莱亿元着九月圆桌会议的副会长,同时担任联合国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高级顾问,担任美国政府担任法国政府担任西班牙政府担任哥伦比亚政府的许多高级顾问,他所在的波克莱圆桌会议是世界著名的技术经济和政策的一个思想库,我们期待史蒂芬·科恩教授在政府的主导性作用以及政府在主体之间的合作。

史蒂芬·科恩教授长期致力于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合作问题那么珠三角合作是区域合作一个引起世界关注非常重要一个案例的范属,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性简单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王名,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以我这样的身份让我主持这样一个讨论,我觉得非常的溶荣幸,有这样一个互动,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讨论带来启迪和智慧,接下来我有请我们的香港的陈启宗先生做一下演讲。

陈启宗:我要讲的是区域合作主导的力量,我作为在亚洲区域内做过多年投资的人,当然我的投资不仅仅限于亚洲、也有欧洲和美洲,但是亚洲确是我的大本营,这里发生的事,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对于区域合作的问题,一些正面的因素还有一些负面的因素,最后就有一些因素就是不大明朗的因素。

确实成为很大很重要的事情,从正面的因素来说,区域的合作是一个大趋势,这个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科技军转民用,使世界走向合作的方向,那么第二就是无可否认在以往十几年里,特别是最近五六年,亚洲德国之间贸易额是在一直地上升,差不多一半亚洲国家的贸易总的贸易额是亚洲跟其他国家进行的。

当然不可否认美国还是最大的经济火车头。把经济产品和中间产品吸入到他们的国家。这是短期的事。但是长远来说也有它的难处,美国的政策虽然你说他很稳定,也会突然间来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事。

欧洲的市场也不大景气,欧洲的国家也不大争气,欧洲吸取亚洲的贸易也十分紧缺,也不可否认不能互相的依赖。亚洲区域内经济的合作是越来越多。最后一点我觉得对经济区域合作有帮助的正面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决心。中国的决心有些人看来是很可怕的事,对于亚洲经济的合作是有相当大的作用。

比如说,日本的大公司,在80年代、90年代,都对中国大陆非常的小心。不大愿意大规模到中国来。到了2000年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势力,所以这以往几年来看到日本的大公司都把他们的生产线都往中国移。

因为中国强大了。对于区域内经济合作好的现象。再举个例子,十年前我跑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当地没有华文的电台,去年我在马来西亚,有一天坐在的士车上,听到华文的广播,我说怎么现在有了,司机说有好久了。

因为马来西亚要跟中国打交道。也就增进两国之间区域的合作。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在亚洲,有一个问题,亚洲的领袖是谁?亚洲领袖是美国,亚洲的领袖根本不在亚洲的,无论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方面都不可否认的。

中国会越来越多扮演这个领袖的角色。当然我们都知道日本在这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是处于一个领导的地位。但是呢,日本以往几十年来可能因为历史的原因不大愿意担任这个领导的地位,所以在中国的崛起的时候,也不可避免中国也慢慢地成为亚洲区域一个领导。

当然最好的不是中国一个国家来做,最好中国跟日本一块来做,但是这个在乎政治的问题而不是在于经济的范畴。再说一句话,整个第三世界,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领袖都是很难得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他们的发展实在是太慢,也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但中国在第三世界里面会慢慢地处于一个领导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国际组织里处于一个规矩不在是西方人所垄断的。将来的世界的规规矩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首也在过程里中、在这个规矩要扮演一个追求的角色,那么讲到这个因素,我讲两点,第一个美国一国独挡,凡是有一国独挡的时候,都是叫做人不放心。

特别是在美国有一些政府现在这个政府倾向于单边主义,单边主义越来越走远的时候,会发生很不好的后果,就像9.

11的事,让美国醒起来,跟中国合作是不行的。亚洲的区域合作一个美国可以扮演一个很正面的角色,也可以扮演消极的角色。比如台海的事情,有一次我跟朱熔基见面的时候,就问他,他说,台湾的问题不在于台北,而在于华盛顿。当时总理说出来也有点震撼。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好事作一点,但坏事也可以做一大堆。

还有日本,到底中日关系是如何,这是区域内合作太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发展最快、体制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就是两国国家之间他们关系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昨天我看到一个报纸,叫我非常的担忧,就说日本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他们下面有一些人,就说他们日本的扩军是以中国为假象敌人。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我希望日本的朋友们不要这样做。还有一个中性的因素,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我说出你们会觉得很奇怪。第一个个就是时间,第二次大战到现在有六十年了,虽然不是很长,不是很短,六十年过去了,世界变了很多,但是现在60年时间过去以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也可能变得越来越紧张,也不一定。

日本那么大一个国家,你说他不扩军,也不肯定。长远来说,是不是能这样子,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日本的军费已经是全球第二大了。

还有第二个中性的事情就是俄罗斯的前途,到底普京搞了新的花样好像走我们中国人的路。我记得在上海,在APEC有人问普京,中国先改革开放,经济、政治这方面来,俄罗斯是反过来,你们觉得谁对谁错?但是走不走得通、走不走得成功,还是走不通是令人担心的事,我最后谈两点,关于政府跟私人在这个区域能扮演的作用是什么?第一还不是一个国,乃是一个跨政府的问题,在亚洲区域之间的贸易是越来越增加,但是区域性的组织确实可能还发展得不够,譬如说我们这里要是找一些没有美国参与的一些机构,但是美国参与有亚洲开放银行APEC等等,要找就找一些亚洲本地跨国的机构政治经济类的机构也不那么大。

我们有东盟,还有东盟 3还有——,确实还有有点不够,亚洲我刚才也提到,还没有一个经济的领袖地位出来,中国的问题就是我们体制太大了,像我一个小个子,你觉得不受威胁。

要是我姚名站在这儿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很受威胁。但是他那么高你就怕了他,我觉得中国也是如此,强大了就让别人特别怕你。

我再说一件事,就是在中国长远来看,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做亚洲领袖的问题。而是如何做领袖的问题,都是中国的国家要去思考的问题,也是要亚洲地区思考的问题。最后我作为商人,私营企业的企业家,我对于经济合作,我们私人企业家能做什么?我们就不要说太多,我希望社会不要把商人看成剥削别人的一群人,不但是为自己谋利益,也是为社会做贡献。

我们商人经常跑来跑去,我这个月出门就七次,其中一次去北美洲,我们这帮人就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区域合作的这一方面,我们一谈到政治就会把人类分开,只要规律是好的话,有规有矩的话,就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

可以把商人跟政界拉近的,在这个方面,我希望商人多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在日本,但是他们在商人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个无形的大事,这对于国与国之间有相当大的帮助,近年来还有“日立”等等在中国设立企业。

将来会有更多这样企业来到中国,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商人也可以在这方面做工作,我在很多思想库里介绍我这一份,我不只是钱财方面的,还有在很多其他领域,我希望中国的商界也越来越参与这些在思想脑库里为,无论是脑子的资本、还是钱财的资本,都能做很多好事,我希望中国能多发展出一些这些商界的朋友来,这对于区域的经济有非常好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