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鸿飞经历 如何评价《奇葩说》第四季的臧鸿飞?

2019-04-11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和特质,不能因为第一代大王老崔那么牛逼,第二代大王窦唯那么帅,就顺理成章地觉得现在的大王也要那么牛逼那么帅,这个时代催生出了汪峰。

图 / 臧鸿飞微博

每日人物 / ID:meirirenwu

臧鸿飞经历 如何评价《奇葩说》第四季的臧鸿飞?
臧鸿飞经历 如何评价《奇葩说》第四季的臧鸿飞?

文 / 李悦 编辑 / 金石

我已经过了40岁,当了23年摇滚乐手,跟张楚、郑钧、许巍、谭维维合作过,也上过《我是歌手》和春晚;写了6年微博,攒了100多万粉丝。到了这个阶段,已经很久没什么事能让我害怕了。可《奇葩说》的编导找到我的时候,我确实犹豫了,我不知道自己只是在摇滚圈里、小众里有趣,还是大众里都比较有趣。

臧鸿飞经历 如何评价《奇葩说》第四季的臧鸿飞?
臧鸿飞经历 如何评价《奇葩说》第四季的臧鸿飞?

他们找过我四五次,我都没同意去,因为辩论对我来说太激烈了。但是最终决定去,是觉得总得干点新的没挑战过的事。我本来想自己做个脱口秀,讲讲摇滚圈从1990年到2000年之间发生的事。2000年以后的事有影像资料记录,可90年代只留在我们这帮人的记忆里了。后来左思右想,自己做一季影响力也许还不如人家成熟节目一期,不如就试一试。

臧鸿飞经历 如何评价《奇葩说》第四季的臧鸿飞?
臧鸿飞经历 如何评价《奇葩说》第四季的臧鸿飞?

从《奇葩大会》到《奇葩说》,我都特紧张,常常觉得前路漫漫,害怕路远马亡。紧张的表现就是结巴,其实我平时说话不这样,所以《奇葩大会》的时候,马东虽然给我举了牌,但是说我表达有问题。那时候没人想到我能走到半决赛,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臧鸿飞经历 如何评价《奇葩说》第四季的臧鸿飞?

我在微博上开玩笑说我上节目就是想红,想挣钱,这是为了气那些(骂我的)人,我还是有些事情想表达,就像我在《奇葩大会》说的,现在的摇滚圈快把我逼疯了,我没法说服自己,我特别看不惯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假和气劲儿,我觉得摇滚乐不应该那样。

当年搞摇滚的这帮人现在有点钱了,身边搂着妞,一副中年人志得意满的样子,这难道不是我们年轻时最讨厌的样子吗?我们穷怕了,所以越发小心翼翼生怕砸了手里的饭碗,别人歌颂爱情我们也歌颂爱情,遇到事别人不敢发声我们也不敢发声,还整天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觉得自己特牛逼,我就不明白,你到底牛逼在哪儿了?

2012年4月30日,臧鸿飞参加首届MMAX大爬梯音乐节。图 / 来源网络

因为敢在微博上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前几年豆瓣上有人给我封了一个“摇滚圈纪委”的名号。那段时间我说过大张伟的歌俗,也说过《中国好歌曲》里不少好歌被刘欢老师精心一编排变得更差了。但我公开说话有原则,一个是对事不对人,一个是不涉及任何人的隐私。

这两年我常拿汪峰开玩笑,我们很早就认识,他录第一张唱片还是借我的乐器,一借借了一个多月也不还。我只是不喜欢他现在这个状态,你不能什么都得着。他一边天天抨击名利场,一边又在选秀节目贩卖成功学。每天做出俯视苍生那样,痛哭流涕的,然后又在春晚上唱《我爱你中国》。你哪儿哪儿都得占着,哪儿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是吧!

为微博上的事他工作室也给我打过电话,说以后咱们能不能互相友好一点,我说我觉得还行吧,我也没有诬陷你。他们最近不是弄了一个APP嘛!然后说想让我过去签约,但是我没敢去,我有点怀疑是想把我骗过去然后把我给揍了(笑)。

我觉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和特质,不能因为第一代大王老崔那么牛逼,第二代大王窦唯那么帅,就顺理成章地觉得现在的大王也要那么牛逼那么帅,这个时代催生出了汪峰。

在《奇葩大会》里有一个年轻女孩说她不认为摇滚乐必须愤怒,她觉得摇滚乐就是让大家跳舞,就是高兴。我不同意她说的,那不是摇滚乐。

很多歌唱比赛里看到歌手穿着皮夹克扯着嗓子说我唱摇滚风,流行歌手们比着非常六加一的手势说“摇滚起来!”为什么周杰伦《双节棍》用那个大失真(电吉他的一种音效)还是流行,约翰•列侬《imagine》那么柔情还算摇滚?个人觉得流行就是在歌中对生活说我服了,摇滚就是对生活说我不服,这样区分,不是外在。

跳舞的音乐可以让人快乐,但是反抗的音乐可以让你自由。

任何一个艺术形式,它兴盛都有时代的原因,从国际上看,冷战一直到越战是摇滚乐最兴盛的时期,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绝望的时代,整个世界,年轻人需要看到旗子在挥舞,你要推动历史进程,所以摇滚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音乐。

现在的90后,就是生在蜜罐里,就是喜欢电子乐,喜欢享受的东西,这很正常。如果没有大的变动、经济的低潮,摇滚乐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生长在那个年代,我们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我们就还这样活着。

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乖的小孩,我妈后来说,小时候越听话,青春期叛逆起来越厉害。

我妈是钢琴老师,我3岁就开始学琴,弹的全是古典音乐,我真的理解不了两百多年前欧洲人的生活,但是也没什么别的事干,反正就学着吧,一直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升到附中。实在无聊的时候,我把《霍元甲》编成了一个小歌弹,老师听完就说我大逆不道,说我们这种学校,学古典乐的,你怎么能弹这种曲子呢?但是他就没有想到这是我自己编的。

其实我听话不是因为不叛逆,是因为不知道有什么可叛逆的。现在的小孩叛逆起来可以说我要玩游戏、我要这要那。我小时候,1990年以前的北京,所有人都穿着蓝绿灰,梳着一九分的头,人和人没什么不一样。我姥姥姥爷算是高干了,最多就是国家给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别的什么都一样,我以为生活就一种样子。

为了让我学乐器,我爸每星期都带我去听古典音乐会。13岁那年,路过首体,我爸看到一张海报上写着“90现代音乐会”,还以为是什么演奏会,就给我买了张票,进去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中国第一次大型摇滚乐演出,上台的有臧天朔、常宽、眼镜蛇乐队,音乐震得我爸心脏病都快犯了。我那时候小,还听不懂他们唱什么,blues、funk哪儿听得懂啊!直到唐朝乐队出来,4个人又高又帅,留着长头发,穿着皮夹克、靴子,就在舞台上蹦。

天哪我根本没见过有人这么穿衣服、这么唱歌。我当时就崩溃了,前13年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全部崩塌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音乐可以那么自由。回去我就不行了,没法再像以前一样生活了。

那时候我上初中,黑豹乐队出了第一张同名专辑,我逃课排队去买,后来那盘磁带一共卖了150万盒,同一年出的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卖了200万盒,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那几年音乐圈有一个概念叫“94新生代”,高晓松在节目里说过,主要就是两拨人,一拨是晚会圈,有孙悦、林依轮、杨钰莹那些,一拨是摇滚圈,这两拨人是对着的,晚会圈是歌颂,摇滚圈是咒骂。

黑豹首张专辑《黑豹》

那几年音乐圈的爆发是多年积累的结果,你想90年代初才有了唱片公司,出了第一批唱片,所有民间20年攒下来的作品一下全出来,94年突然就特辉煌。

北京搞摇滚的圈子不大,我去看演出,通过朋友介绍朋友,慢慢认识了他们。93年我和王磊、高峰、周凤岭、单晓帆组了一个叫“红桃5”的乐队,当起了职业键盘手,就彻底不上学了。

家里人当然不同意,他们觉得我让他们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我留长头发从胡同里过,总能听到有人说,“你看这孩子,留着头发不上班,早晚进监狱”。这些闲言碎语给我造成一个后遗症,就是我至今开车路过西单,头都没法往家里那个方向回。我没办法说服家里支持我,也没办法说服自己不干,我们就这样僵持着。

为了挣钱我在一个酒吧演出,一个星期演一到两场。有一次客人点了《爱拼才会赢》,我不会唱,老板就以这个理由开除我,本来150的工资,只给了50。那天夜里北京下着大雪,冷极了。从酒吧出来,想到那50可能就是我今后手里全部的钱,生生走回了住的地方,一直走了两个小时。

年轻时的臧鸿飞。图 / 臧鸿飞微博

但你说那时候觉得苦吗?根本不觉得,因为太喜欢了。现在我去超女快男当评委的时候,很多选手说我如何坚持梦想,我觉得如果你说“坚持”,就是你不喜欢。喜欢是你干不了别的,我就是为了干这个活着,不干这个我就可以不活着,就这么简单。尤其像我们在80年代长大的人,更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我们就是这样,别的不重要。

因为没钱,我辗转住过很多地方。我和我们乐队的王磊住过圆明园的画家村。那儿当时就是个城中村,全是砖房,住了一大批艺术家,诗人、音乐人都有,岳敏君、谢天笑当时都在那儿。画家的画室需要宽敞,都租最大的房间,但是他们却是最穷的。

我们搞音乐的实在没钱了可以出去给人演出,一星期演一场好歹也能挣个一两百,他们的画卖不出去就是真的没钱,但也没人会在乎,互相接济着过日子呗。那时候我但凡手里有点钱,一两顿请客就花完了,别人也这样。

在那儿我就像块海绵,整天看书,和各种艺术家闲聊,看他们前卫的作品,偶尔去排练,一头扎进自己向往的世界,觉得每天都过得有意思极了。

1995年,艺术家们没暂住证,画家村就散了。我住过一个哥哥的房子,他是倒腾汽水的,整个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全是北冰洋的玻璃瓶子。实在没什么演出,太穷太饿的时候,我就偷偷拿他几个瓶子出去卖,换顿饭吃。

我在红星生产社也住过。这是一个叫Leslie的香港人办的音乐公司,他早年发掘了beyond和黑豹,把王菲带到香港。到内地以后,签约了郑钧、许巍、田震、小柯等等一大票歌手。王磊当时给他们录歌,我就和王磊蹭住。许巍从西安来北京,住在我们隔壁的隔壁,写的歌都是《两天》、《在别处》这种比较悲观的,歌词里写“我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

刚出道时的许巍

他不怎么爱说话,有一天他说想买一个蛙音效果器,一看价格是1300块,听完我们都惊了,天哪什么时候才能有1300块啊!

红星这个公司很有意思,他做大之后给所有签约的歌手发工资,每人每月5000块,在当时绝对算巨款。他们录过一张摇滚拼盘专辑,一年之后又把哥几个叫回来。大家一头雾水说干嘛呀!结果老板说这是你们的版税,你们拿着。那是所有人第一次听说版税这个词。下回大家高高兴兴录了唱片拿了钱,然后会说,明年见嘿!

1996年,我问我爸要50万在五道口开了一间酒吧,生意总是不咸不淡。当时北京会听摇滚演出的也就几百人,唐朝、张楚这些明星演的时候观众会多一些。但是我们总算有固定的地方演出、排练了。没过多久,酒吧挣不着钱,就倒了。现在想想,还不如当时在五道口买两套房。

再后来,摇滚渐渐就没什么人听了,唱片业也挣不着钱了,红星生产社倒了,一手推出窦唯、张楚、何勇的魔岩也退出内地了,一个时代过去了。

1995年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去世的时候,我还太小,就住在那间全是汽水瓶的房子里。当时对死亡没什么概念,根本想不到他的去世意味着什么,只觉得那么年轻一个人怎么就不在了。我真正和唐朝的人私交好起来是96年以后,等于我这辈子和张炬正好错过了。

张炬去世之后,唐朝乐队也再没有当年《梦回唐朝》那样的歌出来,成员也一直进进出出。很多年以后我带五哥(唐朝乐队原吉他手刘义军)去香港看红辣椒乐队的演出,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一个7•11门口,买了很多啤酒聊了一个通宵。

我问五哥你为什么不在唐朝了,五哥长叹一口气,那个画面我印象特别深。张炬是一个能够协调大家的人,没有了他,五哥和老丁(唐朝乐队前主唱)面对面就有点不行,很多理念不一样,没法统一。这就像窦唯离开黑豹,是不可避免的事。

张炬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张炬没有去世,如果窦唯没离开黑豹,这两个乐队应该都还能往上走,哪怕再多5年,就能成为更伟大的乐队。或者如果中国多出几个黑豹这样的乐队,唱旋律感强的、谈论爱情谈论青春的歌,也许更有利于摇滚乐的普及,不像那会儿好不容易崔哥(崔健)那劲儿过去,又出来一个何大壮(何勇),高喊李素丽漂亮。但历史不容假设,没了就是没了。

2005年许巍第一次在工体开演唱会,他觉得肯定没什么人看,彩排是坐着地铁去的。工作人员都惊了,说你怎么能坐地铁来呢!演出那天,他唱到《两天》和《在别处》的时候,我和翟翊、董鹏(DJ)啊什么的抱头痛哭,身边所有人都哭了,抱着陌生人哭。

大家总觉得这种悲观的歌小众,可其实中国13亿人呢,总有1亿人是悲观的。那天那种全场大合唱,和大家一起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大家自己喜欢这种歌,觉得肯定没人喜欢,但到了这儿才知道,原来有15000人都喜欢,原来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那一刻大家找到了彼此,这就是摇滚乐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意义。

2000年以后我开始接音乐节演出,键盘手门槛高人少,我的活没怎么断过,生活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

我是10年左右去许巍乐队的,说起来也特别偶然,是有一次在酒吧演出遇到李延亮,他问我干没干过演唱会,我说没干过但可以试试,他就把我叫过去了。当时圈里公认最好的乐队就是老崔的和老许的,这步台阶上去了,别人就都觉得你行,会叫着你,所以那之后我活比较多。

我和三哥(崔健乐队鼓手,鼓三儿张永光)关系变得特好,就是因为一起在老许的乐队干活。其实我们认识得很早,90年代后期就认识了。但是他那会比我大太多了,我就是一小孩,我们俩没法聊。我就记得三哥爱逛公园,一闲了就开车叫我逛公园去。所以你看,搞摇滚的不都是一个样子,也有人爱逛公园。他特别聪明,是我们这群人里第一个开车、第一个学英语的。

崔健与张永光

当年老崔的演唱会,全场观众集体从“三儿来一段”喊到“三大爷来一段”,就要听三哥打鼓solo,一个摇滚乐手再辉煌也不过如此了。

后来一起共事之后,他去世前住的房子是我给他租的,和我就在同一个小区。他还把那个房子给重新装修了,地下弄成练鼓的地方。

2014年对我比较特殊,步履维艰,摇滚圈不见起色,却渐渐有了流行圈的势力和门户之见。梁翘柏给我发了个私信把我叫到《我是歌手》去弹键盘,我慢慢踏入流行圈,作为新人处事也要处处小心如履薄冰。

这一年,三哥也都没什么演出,有点颓。见了他,他也会说休息休息挺好的,但是闲对他来说一定不好受。

后来中国歌舞团还给他打电话让他办退休。他是中国歌舞团子弟,人家其实是好意,虽然他很多年没上过班,退休了还是可以领到工资。但是退休这两个字肯定对他打击挺大的,一个曾经那么牛逼的人,才50多岁就要过上不干活让人养起来的生活,我想如果我有这么一天,我也不是特别能接受。

10月份开始他吃过一阵治疗抑郁症的药。圣诞节那天夜里,他就没了。我是第二天一早收到微信的,当时就受不了了,脚一软就蹲地上了,控制不住。

那天中午我是第一个到他们家的,下午老崔他们都去了,说既然这事儿已经这样了,那咱们就得做一个纪念三哥的活动。我想那行呗,哥哥们有想法,我们就把执行工作做好。

三哥的告别仪式在愚公移山酒吧,那是我们的一个据点。我算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当天看这批人能体面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地把这次活动办好,心里感慨这一代摇滚圈的人还是有这种凝聚力的。但是下面一代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告别式上,很多人上台致辞。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和平发来一个视频,视频里他说:“他是一个幸运的鼓手,可幸运的背后却不知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他相当聪明,却从不逢场作戏;他极其敏感,却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他才气过人,却不懂得自我包装;他经历了无数来自心灵的折磨和痛苦,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将一切放弃。”

梁和平是94魔岩三杰红磡演唱会上何勇乐队的键盘手。两年前他出车祸了,高位截瘫,只有脖子以上能动。

著名音乐人梁和平

对于三哥的走,我没怎么公开出来说话,平时还是继续在微博上发段子,但其实那段时间我心里一下就慌了。

三哥也好,梁和平也好,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都是巨星中的巨星。我们这帮人进入这个圈子,就是受他们的感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他们,结果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晚年都过得这么凄惨。那段时间我们这帮中生代很多人互相打电话,感叹的都是,我们以后怎么办?

2014到2015的跨年,《我是歌手》录制结束,没有别的演出找我,那是我10年来第一个没有演出的新年,我开始被我可能过气了的情绪干扰。

中国是一个不养艺术家的国家。日本的鼓手FUNKY可以靠版税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三哥就不行。乐手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职业,主要是成就别人。有时候有一些喜欢的粉丝会跟你说,你是谁谁的御用什么,显得你特重要。但是你这个人不在了,也没有人问起你。老崔身边不管是谁,该唱《一无所有》还是唱《一无所有》,汪峰身边不管是谁,该唱《飞得更高》还是唱《飞得更高》。

我还不到40岁的时候,以制作人的身份去参加某当时还挺火的电子乐选秀,别人就嫌我年龄大,危机感摆在眼前。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必须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的渴望,别人介绍我说这是谁谁乐队的谁谁谁,我就觉得我特别想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开始很积极地通过各种渠道发声。

我这个人特别后知后觉,在开心网眼睁睁看着别人头像一个个都灰了,我问他们你们都去哪儿了?他们说微博,那好吧我也去吧。

刚开始我每天发“睡吧”、“醒了”、“出门吃披萨”、“在迷笛(音乐节)演出”,评论1,转发0。

我在社交上是很被动的人,不会主动去认识朋友。我微博上关注的全都是朋友,或者谁关注我了,我点进去看你发的东西很有趣,就回关一下。有一年过年休闲璐把我拉进一个抢红包的群,群里除了黄觉全是段子手,直到现在,这就是我几乎全部的社交圈。在那个群里他们每天瞎聊天给我很多启发。

我的微博第一次有点声响,是有一回从门头沟的音乐节演出回来,整个人特脏,灰头土脸。在鼓楼进停车场,有一个奥迪堵在门口,我开不进去,就下车去敲他的车窗想让他挪车,可是他看了看我,冲我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我心想什么路子呀,只能又过去敲,丫一看又是我, 皱着眉头从窗户递出来一块钱……

我把这件事写成段子发在微博上,转发一下过了5000。后来我在《奇葩说》里又提起这个段子,结果门头沟的朋友急了,说门头沟不脏,你才脏呢……

后来又发了一个雾霾天配上《西游记》音乐的短视频,一下转发过了10万,再加上别的段子,参加《我是歌手》、《超女》、上春晚、《奇葩说》什么的,粉丝慢慢涨起来了。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突然就开始讲段子了。一边当摇滚乐手一边讲段子是不是特矛盾,我觉得一点都不矛盾,都是表达方式,我想说的话从来没变过。很多人对微博有偏见,谁说微博就不是以后的诗歌呢?

我在青年时代曾经不苟言笑、愤怒、蔑视一切规则,但是后来发现太微弱了,你什么也撼动不了。一个人对我说,你看周星驰,其实小人物对抗世界最大的力量是幽默。那好吧,慢慢地我就变成了这个开玩笑讲段子的我,多好呀,大家见到我都哈哈哈哈,笑嘻嘻的。

《奇葩说》结束了,今后我还是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前段时间刚去录了深圳卫视的《年代秀》,键盘手当然还会做,但是会减少一些,平衡一下。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人类观察员,人就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有人骂有人夸,我不是很在意,到现在我的黑名单是空的,没有人。我希望用我的一生做一个行为艺术,我一辈子没工作过,尝试好多事儿,也拒绝好多事儿,到我死了你们就知道了。

我在《奇葩说》参加的最后一期节目,辩题是:“奇葩村有一口愚人井,喝了井水的人会变得意识错乱,颠倒黑白,所有人都喝了,那你喝不喝?”

我不是一个辩论咖,我在节目里说的话,大多是自己真想说的。这道题对我来说是一道应用题,世界上根本没有疯人井,但是在乱世中,我们都需要保持独立思考和自我意志。这个情境又让我想到摇滚,想到摇滚好像不再被大多数人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始终不能与社会和解,但更年轻的人可以,我们错了吗?我们没错。摇滚乐就是在这个混乱的尘世中,当所有人都心如死灰的时候,那些内心还有火焰的人发出的声音。

节目只是个游戏,但有一半的人都选择了喝下去。我知道现实中人都会害怕,我知道独自面对整个世界有多孤独,但我还是想劝大家都别喝这口水好吗?哪怕还剩下一个人,只要觉得不对都要抗争,这就是摇滚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