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推荐的100本书】哈佛大学的校长们。。

2019-10-28 - 哈佛大学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几位哈佛校长的故事,希望可以从中对哈佛大学成功的原因有所了解。

从“不听话的女孩”到哈佛校长

哈佛的现任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自称从小就是有主见的“不听话的女孩”。她有三个兄弟,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据她的好友,原哈佛法学院教授、现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的伊丽莎白·沃伦女士介绍:小时候福斯特家里对她的期望是成为富人的妻子,而她却成了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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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生于1947年。那时的社会和她的家庭环境有很多清规戒律,指导生活的方方面面。福斯特的哥哥说,他妹妹从小也做一些家里要她做的家务和希望她参加的活动,如养牛和学习舞蹈,但她拒绝接受传统的富人家庭女孩的成年礼仪和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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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从著名高中Concord Academy毕业后考取著名女校Bryn Mawr,她品学兼优,大学毕业时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接着她进入滨州大学攻读研究生,并获得美国历史硕士和博士。之后她开始教授生涯,曾任系主任并发表了五本专著。2001年福斯特从她大学时的教授MaryDunn手中接任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院长,她的管理才能和成就为她于2007年成为哈佛校长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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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是哈佛大学历史上首位女校长,还是三百多年来首位没在哈佛取得学位的哈佛校长,这说明选任校长的哈佛董事会和校务监督委员会对她的能力的信任。同时,这也再一次显示哈佛不墨守成规,敢于让有才干、“不听话的女孩”来当家的气概。

受命于危难奠定学校根基的邓斯特校长

哈佛建校初期并不顺利。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于1636年通过办学决议后,又在1637年任命了十二人组成的校务监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同年聘请刚从伦敦来的一位名叫伊顿(Nathaniel Eaton)的清教徒和名流作为学校主管。1638年夏,学校正式开学了。

伊顿和一位叫哈佛(John Harvard)的牧师相识,他们很可能是乘同一条船从英国过来的。哈佛牧师不幸于1638年患病去世,在他留下的口头遗嘱里,将他拥有的四百多本书籍和其他遗产的一半捐献给伊顿掌管的学校。为了感谢哈佛先生给学校这笔当年学校得到的最丰厚的捐赠,海湾殖民地议会于1639年下令将学校命名为哈佛学院。

伊顿本人的结局却很可悲。他惯于体罚学生和职员,他的夫人也被查出在学生的饮食上亏待甚至虐待学生,伊顿在1639年被解职。他后来在弗吉尼亚、意大利、和英国等地闯荡,最终死在他的朋友哈佛先生的英国家乡的债务人监狱里。

由于伊顿的失职,哈佛学院1639年到1640年基本上处于停办状态,不少人觉得它再也不会开学了。当校务监督委员会在1640年夏任命刚来到波士顿的三十岁的邓斯特为哈佛学院的校长时,可以说学校是从那时开始重新创建的。

邓斯特是个农家子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在英国当过学校校长。尽管他的家庭背景和学业都不如他的前任伊顿光彩,邓斯特以他的信念、勇气、超人的精力、和天才的管理能力成为哈佛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之一。

除了谈到的为哈佛的管理机制打下基础的哈佛学院章程,邓斯特的建树还包括很多哈佛大学长期沿用的课程、形式、和学校机构。他上任后号召1639-1640停学期间流落四方的学生们回校。那些有胆量没被第一年的痛苦经历吓坏的学生真的回校复学了,他们之中产生了1642年哈佛学院的第一届九个毕业生。

到邓斯特校长离职的1654年,哈佛有近60名学生,包括来自英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学生。更重要的是,哈佛的学位已经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接受并认同。

邓斯特对某些宗教仪式的观点和态度与当时的主流社会不一致。最终,哈佛校长的“异端见解”引起民间抱怨,并导致他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认错,或者辞职。珍惜和尊重他的校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和牧师们努力对他进行劝解,最后,请他留任的唯一条件是在宗教事务上不要声张。

正直的邓斯特宁愿放弃校长职位也要坚持他的信念,他于1654年秋不顾校委会的挽留,辞去了哈佛校长职务,他后来搬到本地一个在宗教见解方面可以接受他的地区并在那里过世。

二流化学家一流校长第一公民艾略特

哈佛大学另一位最有成就的校长是任期长达四十年(1869-1909)的艾略特(Charles Eliot)先生。他对哈佛大学乃至美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致被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称为“共和国的第一公民”。

艾略特出身名门,祖上三代里有多位哈佛的管理人员、教授和毕业生。艾略特有蛮好的理科头脑。1853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留校教过数学,当过数学和化学讲师。但是,在竞争他倾心的化学讲座教授一职时,他落选了。雪上加霜的是,他父亲的商务也在当时陷入困境,他必须尽快自食其力。

1863年,学术生涯中受挫的艾略特离开哈佛。他没有像朋友们预计的去经商谋生,却靠借款到欧洲学习那里的教育体系。其实,在哈佛期间,学术上不太出众的年轻讲师艾略特对交给他的校务和教务管理工作总是能干净利落地圆满完成,给校领导们印象很深,也许到欧洲学教育是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在教育管理上的天赋和兴趣。

艾略特以他理科学者的逻辑、严谨和实用风格在欧洲研究了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欧洲和美国教育系统的特点等问题。学习和调研的收获使他愈发对教育的意义、价值和管理感兴趣。正因为如此,在欧洲期间他还回绝了美国一家大公司邀请他回国做高薪主管的聘书。

1865年,艾略特接受了刚建立不久的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邀请,回国任那里的化学教授。当时的哈佛大学和美国的其他大学一样,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处境不妙。学校基本上由神职人员掌管,教学纲领和内容不符合工业化的国家的需要,商人和企业家们逐渐失去送孩子上学和赞助教育的热情,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刚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正在努力设法改变这个局面。

在艾略特回到美国的1865年,哈佛大学的管理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原先主要由州长、副州长和其他州政府官员主导的校务监督委员会,在企业界领袖和哈佛校友们的呼吁下,改变为完全由哈佛校友负责和组成,几位资深和热心的哈佛董事会成员也悄悄地瞄上了艾略特。

1868年,艾略特被选为校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同一年,哈佛当时的校长Thomas Hill辞职,由皮博迪(Andrew Peabody)任代校长。1869年初,艾略特发表了两篇关于“新型教育”的文章,表达了他对美国大学应如何发展的观点。这进一步提高了他在一些哈佛上层管理人员心目中的地位。

当年3月,他被哈佛董事会提名为哈佛校长。但是,在校务监督委员会对此审批之前,各种反对的意见开始呈现。学校里的传统(注重宗教神学)的学者因为艾略特不是神职人员感到担忧;而新型的专长科学的学者又看不起他。他们提名另外两位作为校长候选人。这些意见都直接和明确地呈报到校务监督委员会,后者于是驳回了董事会对于艾略特的校长提名。

三个星期后,董事会再次向校务监督委员会报告,表明全体董事会成员依然认为艾略特是最符合哈佛利益的校长候选人,董事会会员也分别跟几位关键校务监督委员会会员做了说服工作。有意思的是,当艾略特本人听说那些反对他的意见时,他说“我蛮同意他们的意见的”。最终,在校务监督委员会的再一次表决时,他们批准了董事会的选择。1869年10月,三十五岁的艾略特正式就职,成为第二十一任哈佛校长。

艾略特认为,美国的大学不能从英国、法国或德国移植,它必须是有独创性的,生长在自己的土地上,符合美国社会和政治的风俗。在他的就职演讲里,艾略特指出,多年来关于哲学、数学、科学等学科主次轻重的争论是不实际的,我们要把哈佛建成全面的、综合的、最好的大学。

在他的领导下,哈佛创办了文理研究生院,创建了全国第一所研究生商学院,哈佛医学院规模成为全国之最,哈佛致力把学校建成先进科学技术研究的中心,艾略特还开创了哈佛的“选课制度”,大大扩充了课程,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根据自身的兴趣和条件学习。

同时,哈佛也对考试和评分制度进行了改革,以便更好地评估学生的学习结果。在艾略特的领导下,哈佛大学从一个培养绅士的逐渐没落的老校重振雄威,变为对全国高校和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世界性的大学。与此同时,哈佛也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学。艾略特本人也成了社会名人,人们希望听取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见解,希望得到他对自己观点的支持。

艾略特的校长生涯也不乏与不同意见和人士的争斗,甚至失败。他本人曾风趣地说过:我从不孤单,因为总是有人和我干仗。哈佛著名历史学家末里森(Samuel Morison)曾说,艾略特能够在任期内实现他在就职演讲里为哈佛描绘的发展蓝图的大部,原因之一是他比他的反对派们更有活力,活得更长(以高寿九十二岁过世)。

从科学家到校长到政府官员的柯南特

在柯南特上任的1933年,尽管哈佛的院系和校舍的规模仍居全国高校之首,其他一流学校如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也不示弱,甚至有的比较研究结果已把芝加哥大学排名到了哈佛大学之前。柯南特也认识到,如果哈佛不能吸引一流的学生和教授的话,那么它就无法保持或恢复其领先地位。

柯南特上任后给董事会的第一个提议,就是利用哈佛三百年校庆之机,建立有关基金,用来召集一流教授和学生。他还在校内建立“不能晋升就走人”的制度:在当了一定年头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之后,没能晋升正教授的教员们就得离校。这项制度曾引起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抗议,差点使柯南特遭到免职。

为了能发现和招收优秀学生,柯南特还积极参与在全国推广中学学生能力考试(SAT)。在其他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启发和鼓励下,柯南特指派哈佛教务长组成教改研究团队,对哈佛和全国的教育系统进行调研。结果不仅更新了哈佛的本科教程,也促进了全国的基础教育。这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也帮助哈佛恢复和巩固了它引领高教和教育潮流的地位。

柯南特的业绩还包括建立专门培训新闻界精英的尼曼基金,建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前身)。

在柯南特的领导下,哈佛大学参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科研,包括原子弹的研究。柯南特本人还担任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并在战后去过莫斯科参与核武器控制的协商。在这期间,他与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将军都有工作往来。

1952年秋,美国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国务卿邀请柯南特担任美国驻德国总管。他接受了邀请并于1953年1月向哈佛校董事会辞职。消息传开,举校震惊,一位学校高管感叹:“让哈佛校长去单单管理德国?这简直是降了十级。”

非嫡系的与时俱进的博克校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国内的反(越)战、民权、女权等运动风起云涌。学校里也不例外。在抗议活动的高潮中,一批学生占领了校长办公楼。时任校长皮尤西叫来数百名警察用警棍强行将学生驱逐。这在当时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支持和反对派各持己见,尽管皮尤西校长始终认为他的决定是合理的,他还是决定提前辞去校长职务。

1970年春,哈佛又面临着挑选下一位校长的需要。学校寄出二十多万信件,征求广大校友们推荐校长候选人,热心的校友们推荐了九百多位候选人,其中还有三十人毛遂自荐。哈佛学生的造反和娇惯等声誉也引来一些风凉型的建议:有人说,用任何海军陆战队退休将领来当校长都行;另有人则认为,哈佛学生需要的是一位像慈爱的犹太母亲一样的校长来照顾他们;还有离谱的校友建议请教皇保罗六世当校长,不仅教皇不像过去的校长都会犯错误,严格不娶妻的教皇校长还可以让哈佛避免女性的麻烦。

经过十一个月的仔细挑选,董事会选中四十岁的哈佛法学院博克(Derek Bok)院长。博克和他之前的绝大多数历届哈佛校长不同,他在斯坦福而不是在哈佛读的本科,他的法学博士倒是在哈佛获取的。博克对自己做哈佛校长一事有不少顾虑,他觉得他对哈佛不够了解。

他并没有马上接受董事会的任命,以致当时董事会还选定一位至今保密的第二人选。博克经过深思熟虑,还请教了他的前辈和好友,当时耶鲁大学校长布鲁斯特(Kingsman Brewster),最后决定接受董事会的决议。校务监督委员经过几番争论后,批准了董事会的任命。终于,在将近六个月的准备后,博克校长在1971年秋走马上任。

比起艾略特年代,现代社会和公众对学校有更多的评判及监督,也有更多的政府法规要遵从,还有更多的利益团体要避免触犯,这意味着博克校长要操心的事比他的前任要多得多。因此,博克上任后的首要改革之一就是建立由几位副校长和首席律师组成的领导团队,分别负责财务、校务、政府和社区关系和联络、开发和校友关系、法律等方面的工作。

在博克校长领导下,他任命的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成功地组织和进行了哈佛本科课程的又一次改革。博克校长还力争使哈佛学生的来源和背景更多样化,鼓励并导致更多哈佛学生参与社会服务。

博克校长不仅扩充了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还鼓励成立有关艾滋病、能源和环境、贫困问题、职业道德和国际安全问题的研究部门。他还提倡更多地录取国际学生,接受国际访问学者,为他国培养领导人才。结果,哈佛大学国际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和国际访问学者人数在全国高校里都达到首屈一指的地位。

博克在当了二十年哈佛校长后于1991年辞职离任。2006年,当萨默斯(Larry Summers)校长提前离任,哈佛一时没有接任校长时,博克又被请出任临时校长,成为哈佛现代历史中唯一两次担任校长的人。

各尽所能各有千秋的两位前校长

在1991年挑选新校长的过程中,哈佛寄出二十五万八千封信给校友,征求校长候选人提名。学校共收到一千五百三十六封回信,产生七百九十五位候选人。和二十年前选举博克校长时比较,校友们的反馈似乎有所减少,当年寄出二十万三千封信,收到三千五百封回信,产生九百多位候选人。不知这是否反映了校友们不如他们的前辈关心母校了?

至少从柯南特开始,哈佛的校长们就面临和设法解决各个研究生院各自为战,缺乏协调合作的问题。尽管各位校长、包括博克校长都各显神通,还是没能有效指挥各研究生院,尤其是实力雄厚的商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等。所以,1991年的校董事会挑选新校长的期望之一就是他/她能够把各学院团结起来,更有效地进行校长“中央”领导。

新校长鲁登斯坦(Neil Rudenstine)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后在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博士。他之前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教务长和梅隆基金会副总裁。他在哈佛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协调和加强中央管理的尝试,包括跨院和跨专业合作,应用信息技术于教学和科研及统一管理系统,和新校区的综合规划和开发。

他也强调进一步的国际交流,促进哈佛大学的进一步全球化。在他的远见中,哈佛的研究中心将遍布全球,哈佛将成为日不落研究“王国”。

鲁登斯坦校长还成功地领导了九十年代哈佛大学创纪录的集资运动,从一十七万五千位校友那里获得二十六亿美元的赞助资金,大大超出集资计划原定数额。这不仅反映了哈佛大学集资工作团队的能力,也反映了关心母校的校友依然大有人在,和他们的富有。

鲁登斯坦校长曾因操劳过度虚脱昏倒。他决定在当了十年校长后辞职。2001年3月,哈佛选用原联邦财政部长萨默斯任校长,据当时《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哈佛董事会要的是一位有创新思想的新面孔、一位能超越一般高等教育思路的改革的领路人。

萨默斯的学术和职业生涯极为杰出。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士,于1982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博士。一年后,他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1987年,他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AlanT.Waterman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社会科学家。1991年,他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9年,他在克林顿总统的政府里担任财务部长。

萨默斯校长任职期间,哈佛大学包括研究生院有显著发展,集资有成效。他进一步进行全球化发展的努力,进一步规划和开发新校区,利用学生经济资助进一步吸引优秀学生。

萨默斯在当校长期间也引起几番风波。2001年秋,他对哈佛大学一位著名黑人教授的批评招来那位教授的反驳。最终那位教授决定离开哈佛去了普林斯顿大学。2005年,他在一次会议发言中,言辞被认为有歧视女性之嫌,引来校内外众多批评,并导致萨默斯本人的多次道歉。

两个月后,在哈佛文理学院教授的投票表决中,多数人对萨默斯校长的领导表示不信任。尽管哈佛大学董事会表示对萨默斯校长完全有信心,哈佛学生也多数希望他留任,最终,萨默斯还是于2006年2月宣布辞职并将于当年6月离任。

哈佛大学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哈佛的校长们对哈佛大学有巨大的影响,就像一个国家元首对其国家,公司总裁对其公司一样。另外,哈佛大学的董事会和校务监督委员会通过挑选校长、监督校务等工作,起到个人和集体领导的平衡作用。再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哈佛大学教职员工、哈佛的学生和广大哈佛校友对哈佛的热爱及他们人力物力的贡献。哈佛的成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哈佛,自信和忧患意识常常共存。自豪和自信可以给哈佛人更多大胆创新需要的勇气;而忧患意识又使哈佛人更加奋发图强。在校长富有远见的纲领指导下,相信哈佛将会继续保持传统美德,继续创新,继续为国家、社会乃至全世界做出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