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扶林采访 专访王扶林:87版《红楼梦》 名著翻拍发韧

2019-01-06 - 王扶林

我第一次接触电视是在1955年。当时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其中一项是电视演播展示。日本人运来电视转播车和四百台电视机,在西直门城楼架设了小型微波发射天线,在展厅设小型中心机房,每晚转播戏曲节目。我被委派协助日本电视工作者选择舞台节目供每晚的电视转播,直播时由我提醒导演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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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以及北京市的部分观众第一次看到电视。

1958年国内有了电视,于是电视剧应运而生。北京电视台为配合当时进行的阶级教育而推出的二十分钟直播电视小戏《一口菜饼子》是新中国第一部电视剧。当时我只是一个跃跃欲试、尚未入门的广播剧导演,盼望有一天机遇(做电视导演)能轮到自己。当时最感新鲜的是电视小品制作过程,比如用三台笨重的摄像机在演播室现场直接做画面切换,直播中还穿插少量的16毫米影片,用来弥补演播室视野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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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景直播电视剧

当时的摄像机没有变焦镜头,摄取特写镜头得推到距离演员几毫米处。

1959年10月,我制作了直播电视剧《新的一代》,该剧描写了大学生参加首都十大建筑设计的先进事迹,是当时我国第一部多场景的大型电视剧。

“多场景”是指必须在演播室有限空间内同时搭置七八堂景——直播电视剧是“一次过”的戏剧艺术,不可能拍一场戏,搭一堂景,用完拆去再换新景。

我们在四百平方米的演播室搭了校园、教室、办公室、学生宿舍、图书馆等七八个场景,全剧有大约五百多个镜头。

那部剧就像演舞台剧一样一口气演完,和现在拍电视剧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然后经过后期剪辑配音合成大不一样。演员从A景到B景如何换衣服,中间需要多少时间,演员转场的路线和小跑的时间,镜头如何转换,摄像机和话筒如何运动,这些都必须在分镜头剧本上有细致、精确的安排,不能有丝毫疏忽。

那年代的摄像机非常笨重,架在像铁铊一样的云台上,机身后面拖着一根粗而重的电缆,由助理即时配合运作。当时的摄像机没有变焦镜头,摄取特写镜头得推到距离演员几毫米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电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电视剧从直播进入录像时代,摄像机由笨重发展到小型轻便,不少电视剧开始走出演播室实景拍摄,这些都大大丰富了电视的表现手段;二是解放了思想,电视剧从紧密配合政治任务的属性中解放出来,逐步实现了百花齐放。

电视和电影最早的竞争

那年头没有版权一说,国家级的宣传单位根据宣传需要,可以不经作者同意采用素材已发表的文学作品。

1978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让海峡两岸同胞来往探亲,呼吁制定实现统一的、合情合理的、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1979年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了小说《彩云归》,这部小说恰好反映了海峡两岸人民的骨肉深情,我顿生改编电视剧的想法。

不久后,剧本改编完成,我们拿着电视文学剧本找到了《彩云归》的原著之一过目,得到了他的首肯,可小说的另一作者气势汹汹的扬言要告我们。我理解他的苦衷,这位作者已和电影厂签约,该小说将改编成电影。那年头没有版权一说,国家级的宣传单位根据宣传需要,可以不经作者同意采用素材已发表的文学作品。

电视剧不像电影,它的拍摄周期短,电影落在电视剧后面会大大影响票房,市场竞争客观存在。当时的电影厂大部分已是企业化管理,他们要考虑营利,怎么可能不着急?

最终,电视剧版“彩云归”《何日彩云归》先于电影版播出。实在对不起电影老大哥,在这次竞争中,电视剧占得了先机。就这样,电影和电视的竞争悄悄的开始了。

电视剧《何日彩云归》播映以后,观众一致认为耳目一新。这也增加了我继续拍电视剧的信心。接着我又拍摄了根据蒋子龙同名小说《赤橙黄绿青兰紫》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无独有偶,当我们在石景山钢铁厂实景拍摄该剧时,发现在同一个厂的另一大门处,长影厂正在紧张拍摄同名电影。不过,我们绝没有和电影老大哥一争高低的意思,电影永远是电视的老大哥,我们一直以电影工作者为师,以他们的实践经验为指导。

电视剧尚在起步阶段,每次拍摄几乎都会遇到此前从未碰到过的难题。对于电影来说这些难题可能是小菜一碟,但对电视而言跨越起来极为吃力。比如要拍一个大量着火的卡车满街飞驰的大场面,对当时的电视剧工作人员而言就是一大难题。当时,我们还没有能把摄像机架在车上的吸盘,对付这样的场面,我们只能用土办法——租一辆大拖挂车,把道具卡车和摄像机都放在拖挂车上,拖车开动,演员在道具车上演戏。今天回想这些,仍觉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