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亚若死亡之谜

2020-01-02 - 章亚若

母亲在赣州怀孕后,按照父亲的提议,由桂昌德陪同前往大后方的广西桂林待产,以避人耳目。抵达桂林的安顿事宜,全由省民政厅长邱昌渭打点,连在丽狮路上的栖身之所,也是由他觅妥。邱昌渭太太周淑娟女士后来移民美国,后来有人向她打听桂林往事,她证实说:“……蒋经国写亲笔函给毅吾(邱昌渭之号),拜托他必须照顾章亚若……”

章亚若死亡之谜
章亚若死亡之谜

桂昌德原是母亲葆灵女中的要好同学,又很意外地在赣州异地重逢,交往就更加密切,几成莫逆,这是为什么母亲在赣州怀孕搬往桂林待产时,会要桂昌德陪同前往的原因。经国先生还为桂昌德事先在桂林安排了一份工作。

章亚若死亡之谜
章亚若死亡之谜

四姨妈亚梅告诉外婆,母亲生病当晚,是从外面用餐回来,回家途中就曾呕吐。正巧那几天大姨妈懋兰从贵阳赶到桂林作伴,母亲生病当夜,懋兰也在场。她看见母亲从外面回家进门时就跌跌撞撞,路都走不稳,而且脸色苍白,嘴角上还有一小块饭菜残渣,显然先前呕吐过。

懋兰姨妈原以为母亲喝醉了酒,走近身边却闻不出酒味,所以并非酒醉,而是得了急病。母亲进房后,她便急忙在屋内找出“济众水”、“万金油”等成药给母亲服用,总算熬过漫长的一夜。

第二天清晨7点多钟起床后,母亲再次呕吐并腹泻,匆忙间决定到省立桂林医院看诊,同时通知桂昌德前来,由她搀扶母亲前往,亚梅姨妈则留在家里照顾双胞胎。懋兰姨妈后来跟外婆说,她才到桂林不久,因为自己身子也有病,另外看不出当时二妹的病情有那么严重,所以便在家里帮亚梅照顾孩子。

她怎么样都想不到,二妹竟然就此死在医院里,头都不回地丢下两个心肝宝贝。要是她看得出任何征兆妹妹亚若的病会有生命危险,无论如何她也会陪同着去的,而且一定还要抱着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一道去。

母亲是上午近9点步行到医院,手续办妥后,原本精神略见好转,住进单人病房,还和桂昌德与闻讯赶来的桂昌宗两兄妹聊了不少话,谈到“大毛小毛的教养和总要归宗”的事。桂昌宗是桂昌德的哥哥,留学日本,返国后投入抗战,不久和许多青年一样辗转到赣州“青干班”追随经国先生。母亲在桂林的生活费用,是由桂昌宗负责定期从赣州汇交,后来经国先生干脆也把他暂调桂林工作,就近负责照料母亲。

桂昌宗和桂昌德两兄妹事后分别向懋兰和亚梅姨妈转述,那天上午母亲在病房稍歇之后,有位王姓医师由一位护士推着药车陪着进来,说是要为母亲打针,也没说是什么针,或是母亲害的是什么病,直接撩起母亲的袖子,就扎进左手腕血管,打完针随后一言不语地迅即离去。几分钟后,母亲还在用右手按着左手打针处,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漆黑,叫了一声:“不好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随即昏了过去。

在旁见状的桂昌德急忙大声嚷着要那位姓王的医生回来,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医生,七嘴八舌地围在母亲病榻前,但那自称王姓的医生已不见踪影。其中有位大夫要桂昌宗去买冰块,说是病人体温太高,需要冰块。桂昌宗随即上街去找冰块,半个小时左右回到病房时,气氛已完全不对,几位医生正在为母亲进行抢救,医院院长杨济时闻讯也赶来现场,并且交给他和他妹妹一张病危通知书,说母亲是“血中毒”;未几,即宣告急救无效。

母亲就这样孤零零地,没有任何亲人在旁的情况下,孤独地走了,含冤不白地走了,对两个稚儿放心不下地走了!

从母亲进到医院,一直到临终,都没有亲属在场。当懋兰和亚梅姨妈接到电话后,才从家里心惊胆战地急忙先后赶到医院,但母亲已被推进了停尸间。

蒋孝严兄弟与母亲

在家里照顾我们的懋兰和亚梅姨妈,被这突如其来的死亡信息,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懋兰姨妈还是鼓足勇气,赶到医院见了母亲最后一面。等她哭着回来后,亚梅姨妈才也单独赶到医院,看到断气多时的母亲竟然已静静地躺在太平间,怎么也不敢相信,早上她还可以自己走到医院看病,中午就宣告不治。

懋兰姨妈真的吓坏了,深信这是一桩谋害案,有不祥之感,连夜收拾简单衣物,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不平静的桂林,丢下亚梅姨妈一人看顾这对没爹没娘的双胞胎。

亚梅姨妈后来带着我和孝慈赶到万安,一见到外婆,就抱头痛哭,进到房内哭诉说,三姐死得很凄惨,到医院太平间看到她露在床单外的脸和手臂,都呈深褐色,几近黑色,一定是被毒死的。精明能干的三姐是她的偶像,平日生龙活虎、身手矫健,怎么会一下子工夫,就冰冷地躺在太平间?当场既难过又害怕地嚎啕大哭起来。

她跟外婆说,她一个女人家,无亲无故只身在外,又能怎么办?外婆听到这些,真是伤心透了,很后悔没有及早阻止亚若和经国先生交往,她告诉亚梅姨妈,她预感早晚会出事的。

1929—1930年,经国先生在赣州专员公署,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其不意地造访外婆,主要还是去看母亲。有次外婆和邻居正在客厅玩小麻将,住在一起的小孙子修纯从门外匆匆地跑进来说:“阿哥来了!阿哥来了!”外婆还连忙把麻将牌藏起来,因为父亲在赣州雷厉风行,禁烟、禁赌、禁娼,连麻将都不准打,外婆也不能例外。

“阿哥”是外婆、母亲等家人在父亲背后的称号,是源于母亲私下对父亲的昵称;另一个较为不雅的封号叫“麻子”,则是家人发觉他鼻头上有点凹凸不平而取的谑称,也多少反映出,外婆对已有家室的蒋专员和女儿交往,一开始就不以为然。

父亲于1942年8月15日晚,接到民政局长邱昌渭从桂林亲自电话报告母亲业已过世的恶讯,至为惊愕与悲伤,但又不敢形于色。父亲接受王升的意见,要外婆一家迁到比赣州还偏远落后的万安县去。第二天即派王升前往开新路,劝说外婆尽速搬离赣州,到一个完全陌生且单纯的环境,去抚养这两个孤儿。

王升告诉外婆,如果一家人仍然留在赣州,设若把这对6个月大的双生子,从桂林带回来交给外婆抚养,对她来说当然方便很多,但一定会惹来闲言飞语、蜚短流长,何况父亲和方良女士及孝文、孝章也住在赣州,必然纸包不住火,迟早会引起外界议论,对父亲会很不利,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的,必须快速远赴万安县去躲一阵子。

父亲要王升交给外婆一笔款子,并且为刚从商专毕业的二舅澣若在万安县税捐处安排了一个主任的职务,要他从南昌赶去万安当家。

就在这样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外婆连街坊邻居都没辞别一声,收拾行李就上路了。先前王升建议父亲安排母亲只身去到桂林待产,现在又要外婆迁到偏僻乡下去扶养两个孙儿,理由只有一个,无非都在掩人耳目。母亲为爱情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外婆受到的牵连,更超过她所能负荷。

同时,父亲随即指派办公室亲信王制刚漏夜赶赴桂林,和邱昌渭研商母亲的善后事宜,还找了一位风水先生,在桂林市郊,漓江东岸马鞍山西侧,名叫凤凰岭的地方,景色极为秀丽,将母亲匆匆安葬,墓碑上刻有“章亚若女士之墓”,以及“不孝子蒋孝严蒋孝慈泣叩”等字。

当天没有通知母亲生前在桂林的故旧好友,除了桂氏兄妹、王制刚和邱昌渭的几个部属等少数知情人士外,就只有亚梅姨妈在大热天六神无主地抱着这对半岁大的孤儿到场送葬;墓碑上所刻的文字,就是亚梅姨妈告诉外婆的。

后事处理完,王制刚便一路护送亚梅姨妈,与桂昌德和我们前往江西万安。一路长途跋涉,经过湖南和广东边境,才抵达比赣州更北边的万安县。比外婆和二舅他们晚到了两天,把外婆急坏了,以为路上发生了事故。亚梅姨妈见到自己母亲后,不仅悲痛地告诉外婆:“三姐是被害死的!

”还偷偷跟外婆说:“桂氏兄妹和母亲的死亡有关。”因为母亲最后一晚是由桂昌德陪同出去吃晚饭,饭后即感不适,也是由桂昌德送回家;母亲撑到第二天清晨,仍然是由她陪伴就医,随后其兄桂昌宗赶到医院陪伴,未几,即告出事。这四五个钟头当中,只有桂氏兄妹全程参与,后来所谓一位王姓医生如何为母亲打针的经过,也都是桂氏兄妹片面描述。

外界对母亲的死亡,有不少穿凿附会的推测,近二十年来坊间有不少专书和专文作不同角度分析,归纳起来,不外将元凶的关联指向四个方面:(1)祖父;(2)父亲经国先生;(3)军统局特务;(4)父亲的死忠干部。

父亲从年轻起,就至为同情生母毛太夫人的处境,曾和祖父之间有过间隙。1925年到1937在苏联留学和充当人质的12年期间,一度对自己父亲作过公开批判。但自莫斯科返国后,原先对祖父的误解才逐渐烟消云散,转而极端孝顺;终其一生,他对自己父亲的孝顺,诚非一般为人子者所能比,父子情感之浓,从《风雨中的宁静》一书即可窥知一二。

父亲在赣州与母亲相知相爱之初,暂时瞒住了祖父,但祖父对1942年母亲远赴桂林产下一对双胞胎的事,则知之甚详。父亲身旁有祖父的眼线是极自然的事,根本不是秘密。

母亲曾要父亲尽快将身怀蒋家骨肉一事禀报祖父,并要求接纳。父亲于1941年10月为此专程前往重庆,伺机做了禀报。返回桂林后非常兴奋地跟母亲说,委员长对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兴又有了两个孙儿,并立即按照家谱排辈亲自取名,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含意是一个“孝顺父亲”,一个“孝顺母亲”。

母亲闻此,至为快慰,毫不犹豫地照着祖父的意思,为我们取学名为“蒋孝严”和“蒋孝慈”。母亲也很兴奋地把这个过程与喜悦,和在桂林帮忙的大姨妈懋兰和四姨妈亚梅分享,并且告诉了远在赣州的外婆。

祖父不仅接纳了母亲,更欣喜获得一对纯中国人血统的孙儿,而亲自取名。祖父与经国先生父子情深,且又欣然接纳了这对孙儿,但外界不察,却凭空臆测指称因祖父顾虑到父亲的政治前途,而下令派人向母亲下毒手。另有不明就理的人宣称,祖父对整件事,完全被蒙在鼓里,若果真如此,则更没有任何逻辑推论,他会以血腥手段杀害一个无辜弱女子了。

父亲是个用情很深的人。

1988年元月父亲辞世后,秦孝仪院长多次约孝慈和我到他布置典雅的台湾故宫办公室,除了安慰我们,还说了些封尘多年、鲜为外界所悉之事。他说,父亲在过世前两年左右,糖尿病日重,常感不适,有一次连发高烧数日,睡梦中居然断断续续喃喃地喊着:“亚若!亚若!”在身旁负责照料起居的孝勇,完全不懂是在喊谁,又不敢问父亲,等过了一阵子,实在按捺不住,便面询秦孝仪,秦孝仪才就其所知的,把有关赣州与桂林的事告诉了孝勇。

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尽管不长,但情感极深。外婆、舅舅、姨妈等亲人,以及曾和母亲在赣州与桂林交往密切的几位同学,如王升、萧昌乐、桂昌德、倪豪、王蕙莉等人,每谈到父母亲过往的片段,无不称羡父亲对母亲用情之深之真,超乎想像。

母亲怀有身孕后,恋情渐渐公开,动身到桂林待产之前,经国先生还约了一桌亲信在饭馆设宴,为母亲饯行。母亲曾告诉大姐懋兰,一开始就理解到和父亲的爱情是有风险的,或许会付出相当代价,万一要有所牺牲,她也心甘情愿。

父亲过世前一年,1987年5月30日上午9时30分,我到台湾故宫去看秦孝仪院长,因为接近端午节,特别托他转送父亲一条我到法国访问后带回来的领带贺节。那天他谈性很浓,说到在不久前单独到七海官邸去晋见父亲,父亲心情看来很好,忽然有点激动地跟他提到赣州的往事,并且说母亲和他之所以在一起,除了男女私情的相互倾慕外,母亲更看到父亲并无纯中国血统孩子之后,而愿以身相许等语。

那天秦院长强调,他之所以说出这一段,是想让我晓得,母亲对先父有一种情操,是不止于男女私情而已。

父母亲在赣州曾私下取了亲密的小名,父亲自称“慧风”,母亲则自称“慧云”,取“风云际会”、“风云不离”之意涵,情深意浓。1958年我念高三,在新竹家中不经意地看到一封二舅舅澣若用毛笔很工整写好、摊在桌上尚未寄出的一封信,内容大意是报告家里的近况,并且希望早日拨下生活费用等语。

这封信一开头写的是“慧师吾兄钧鉴……”信封上的收信人却是“退辅会蒋主任委员经国先生钧启”。当时我纳闷不解,数十多年后,才理解到“慧师”指的就是经国先生,这也证实了父母亲之间确曾以“慧风”、“慧云”互称。

这是一段纯净而浓密的情感,母亲一定是后来也将此一私密告诉了外婆、舅舅和姨妈,所以到台湾后,二舅舅写信给经国先生时,才会用外界鲜为人知的别号“慧风”,并为示尊重,则以“师”称之。

20世纪80年代,当我和经国先生的父子关系,在台北不再是秘密后,有次遇到长期追随经国先生并担任机要秘书多年的王家骅,他告诉我,的确在办公室收到过好多封二舅舅直接寄给经国先生类似的信件,除了少数几封转交王升外,其他的都很难处理。

先父母相爱逾恒,但却有人指称经国先生为了保护自己,而遣人加害母亲,这是一种想当然而毫无证据的推论,更昧于经国先生对母亲用情之深的事实。若真要狠心下手,实在无需等到桂林产子之后了,何况人工流产当时已非难事。

外婆、舅舅和姨妈等家人只要提到赣州的事,无不表露对母亲冤死的悲痛和气愤,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我和孝慈面前表示过对父亲的任何不满或暗示性的怀疑。假设外婆认为母亲被害与父亲有涉,就绝不会要我们争气,为的是有天能回到父亲身边。

有若干研究历史的人推演,举证父亲在铲除政治异己上心狠手辣,要去除一个弱女子,应是易如反掌云云。但是,母亲除了是个弱女子之外,更是他唯一流着纯中国人血液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2000年8月,我第一次返回桂林,曾探索先母60年前住医院的病历未果。随后数次前往大陆,无不乘机寻找资料。大陆政府对历史材料的搜集不遗余力,巨细靡遗,有关先母死亡之谜,也当成重点研究,已有结论,只是尚未公开。

我曾在北京私下与一位相当高层级的领导有所谈论,他很谨慎,听的多,说的少。我告诉他,我之所以锲而不舍地要查明桂林那段故事的真相,只是求个心安,我不仅不会追究一甲子以前的往事,更会以宽恕的心胸去看待。他同意我的看法,“母亲是死于非命”,但如果把矛头指向父亲经国先生,他说:“是没有根据,也很缺德的。”我希望也相信大陆方面,有一天对这件事会有官方的公开说法。

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全案是军统局介入,是蒋介石下令主动策划谋害。其中有位自称是情报头子戴笠手下的张建国老先生,长期住在加拿大,没有人知道他退役前的真正军阶,但人们都以“将军”称之,是歌星张俐敏的父亲,几年前90多岁才过世。

14年前,张老先生写了封信给我,透露母亲被害的“秘密”,说了一大串,直指“军统局”是幕后杀手,且说自己就是电影中的“长江一号”,直接参与了军统局的“刺章行动”,要约我见面,以报告更多的“内情”。由于所述内容只是一种拼凑的“谍报故事”,与我早已掌握的资讯偏差太大,我就设词婉谢了。类似想像中的“资料”,过去十多年里从不同来源涌出,我接获不少,以后还可能层出不穷。

我在“政府”里担任几项较重要的职务期间,包括“外交部次长”、“部长”及国民党秘书长,因公务上有机会和“情治首长”接触,曾利用工作之便,多次探听数十年前“军统”人员涉案“刺章”的可能。有位宋姓首长以负责任的口气断然回应说:“那是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谭。”

我和孝慈十八九岁时就为母亲命运的不幸而不平,甚至于怨忿,血气方刚之年确曾兴起过寻凶复仇之念。随年事增长,阅历渐广,凡事均能从理性切入,报仇的冲动日淡,转而设法去搜集更多的材料作研判。最近几年多次前去大陆,每一次只要有机会,我都会不露痕迹地打探并搜寻有关母亲死因的蛛丝马迹和佐证,包括和各地曾直接或间接与母亲有过接触的人士一一接触,只要有关联的叙述都不放过,更收集到谈及父母的书籍达17种之多。

有位好友听说我探究母亲死因心切,私下建议何不开棺验尸,一定会找到具体结果,但被我一口回拒。母亲生前已经够苦,无论如何我不忍如此做。我的努力,只是出于纯孝。事实上物换星移,事过境迁,就是查出元凶,也改变不了过去。

王升曾多次刻意向我和孝慈强调,母亲是在酷暑感染急性痢疾,抢救不及而终,但我和孝慈从未采信。王升后来还找了一位自称当年在桂林医院任职的医生,并要这位医生写了一份治疗母亲经过的报告给他,再转交给我及孝慈。我们对这份报告的内容没有兴趣,因为这位医生拿不出任何文件,证明他确于1942年在省立桂林医院服务过。

我可以体会也感谢王升在这个问题上,为了要我和孝慈宽心所做的种种,但我们心中的疑云不仅未消,反而为之加深加重。

好多年前,当我和孝慈谈到这件事情时,就感觉到它会是一桩无头公案,千年难解,因为牵涉到了政治。经过对日抗战的大迁移、国共内战的大变局,加上“文化大革命”,2000年后我多次到桂林、南昌等地,试图寻找直接证物,均无所获。

当年在赣州若是有人蓄意抓住机会,有计划地前往桂林进行谋害,当然不会允许留下任何启人疑窦的病历或资料了。2001年,我曾亲赴原省立桂林医院查询,被告知1942年前后所有病历全在战乱中被毁。

2004年我偕美伦到桂林扫墓,因为已替先母换立墓碑,上面刻有“显妣蒋母章太夫人亚若女士之墓”,感触颇深,晚间回到饭店,我跟美伦谈到母亲的死因,我就告诉美伦说,我确定母亲是被谋害的,主谋就在赣州专员公署,父亲身边的人,且深受经国先生器重和绝对的信任,出于对经国先生极端的忠诚和崇拜,自认站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上,必须趁早去除经国先生政治发展的遗患——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章亚若。

对章亚若在桂林的生活情况,专员公署派有专人自赣州前往桂林,以照料之名,同时可以监控,得以了若指掌。孝严、孝慈在桂林医院出生后,平常母子三人凡遇病痛,均系前往该院看诊,所以认定医院应是理想下手之地。只要让章亚若住进医院,就可以做得天衣无缝、万无一失。

1942年8月14日晚,由主其事者指派在桂林的人员,邀约章亚若外出用餐,席间,趁其不备,于菜中下药,使母亲呕吐、腹泻必须送医。翌日见其前往桂林医院就诊,初步诊治虽无大碍,但强迫其住院治疗,于是当机立断,趁无任何亲人在旁,旋由同伙的医师,以注射特效药为由,用针筒对准血管注入致命药物,在几无挣扎情况下即告不治。

后来进行的抢救,只是做给医院内不知情医生看的幌子,一项夺命任务于焉完成。主事者认定,只要手段干净利落,并且下令医院封口,不引起怀疑、不留下痕迹,事后经国先生绝不致责备,亦不敢追查,反可就此立功。

邱昌渭事后说,经国先生对母亲猝逝一事的对外态度,是一种压抑性的“不再过问,也不追究”。但是他在赣州身边的几位贴身机要和亲信,包括黄中美、王制刚、高理文、桂昌德、桂昌宗等人,在先母过世后,不久均被一一调离赣州,担任闲职,不受重用,且未再与他们见面,只有少数的例外,日后平步青云,位居要津。

60年前的桂林,是抗日期间的大后方,短短几年涌入几十万的难民,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受到严重破坏和扭曲,治安败坏可以想见。母亲在如此复杂的情势中,很早就担心过自己和两个稚子的安危。她在1942年曾去信给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大姐懋兰,提到她内心的不安,所以懋兰姨妈赶在7月下旬就到了桂林做伴,她有轻度肺结核,也正好来养病。只是才住三个礼拜,她最担心的事,竟然还是发生了,却束手无策。

母亲之死并非一人所为,系一位极端聪明的人出于护主动机,另找了三四位同伙来进行。主谋指出先母在桂林产子之后,即以蒋夫人自居,且经国先生又多次前往探视,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事实上,在当地政治圈已引起谈论,并传到赣州,所以在事态扩大前,必须予以“铲除”。

这一番话,立即得到死忠者的附和与配合。几经密商,最不露痕迹的做法,就是在医院动手;而让被害人受痛苦最短的方式,便是在血管注射毒液。主谋认定,只要家属不敢提出解剖验尸的要求,即能立即下葬,全案就此完美无缺地永远埋在一抔黄土之下。

这项任务在短短几天当中,即交付桂林的同伙利落地执行完毕。原本考虑两个娃儿也不放过,但唯恐引起经国先生震怒而缩手,况且后果冲击太大,可能引起全国性的注意,反而难以收拾,才放过两条小生命。

“斩草除根”、“赶尽杀绝”的恐惧,是事发第二天就逃离桂林的懋兰大姨妈发自内心的感受,她把这种在现场的认定面告自己母亲后,就变成了外婆终生难以摆脱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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