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呢?

2019-07-14

汉代尊儒是清末民国以后受到诟病的一个历史事件,到现在浅薄的指责仍然时常看到。但是,尊儒真的错到了你们都明白的地步?而当时却是古典东西方帝 国都做了类似的文化政策的!而且西方才真的又独尊又罢黜。古罗马把基督教尊崇起来不是一种帝国的必然行为吗?而且古罗马对基督教的独尊那可是非常专制的,到安波罗修引导狄奥多西下诏书独尊基督教熄灭异教圣火时,那可是制定了非常严苛的刑法的,是绝对的有罢黜其他宗教之实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呢?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人指斥古罗马'独尊耶教,罢黜百家'?还居然有人无视中世纪,企图把中世纪的黑暗也洗白?这恐怕是文化势利眼的浅薄论史造成的吧?

从汉朝尊儒家与古罗马尊耶教看,应该说进入帝国政治统一状态文化政策的相对融和一体甚至绝对的独尊专制是有一定必然逻辑的。而好在中国汉代还是比较宽容的融和一体。所以,是一个更加正确的,或曰绝对做对了的文化政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呢?

中国进入帝国状态必然尊儒的文化演变逻辑是什么?

首先应该看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有一个一体性的。是一个文化的发华分出来的各有性质作用又可以合为一体的文化演化过程。你不能把诸子百家看成一样的,有相同地位价值的学说。他们有层次有性质分别。可以用一个太极八卦来把他们的基本学派做分别。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呢?

道家自老子先开始,论道重视无为尚柔弱,言上善若水(有本子说上善治水),论社会文化言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不尚贤 ,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论社会状态则小国寡民,等等。

这种尚见素抱朴的思想是种子是根是水。其不得不发华也是以保真为贵,最多发华到刚发芽长叶,所以,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儒家把握两端而中和的性质更强,一方面也有退藏于密、龙德而隐的论述,有明明德的根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呢?

但是,儒家参赞化育,圣德大业,财成辅相,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内圣外王的链条完整。作为入世的修行法门也探究精深。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容丰富。所以,儒家就如扎根地下又发华地上的大树。是从水到木火的展开,但金杀的内容显得展开不足。

这方面内容就由墨家和法家展开了。在一个文化体系里,上位如道家、儒家的文化思想被占据了,就好像头年冬和今年春夏被占据了一样,其他文化向下流变,就只能在夏末初秋深秋发挥形下作用。

墨家对道的阐述和修养功夫的实践与阐述不足,对天志、明鬼的阐述也不深入,只是在政治,名辩,科技思想方面有较体系化比较深入的探索,那么,墨家就相当于坤卦到兑卦的作用,相当于夏末初秋。法家论法治政富国强兵,尤其以法治的严苛闻名,肃杀,就相当于深秋的兑卦、乾卦了。其他各学派大体可以按这个思路寻找他们的地位和性质。

由于道家、儒家根基更深厚,层次高,理论涵盖性强,文字也精美,道家儒家上升到国家最高地位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何后来道家在汉代没有争过儒家?儒家既然有这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为何在一般人眼里好似春秋战国一直不受重视?好似诸侯一直不用儒家似的?这里边有误解,也有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过程。

对于承载时代文化发华的诸子来说,中国春秋以前就早有深厚文化根基,尚书言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据说春秋楚国左史官伊相这样的人还能背诵。

所以,中国的诸子可以从一个非常高层次的文化开始展开他们的思想文化事业,所以,中国先诞生老子、孔子这样的道圣和儒圣,然后才向具体文化思想展开,向下流变。但当时的中国对于诸侯来说,具体富国强兵的思想显得更切近有用。所以,齐国用管仲变法,魏国用李悝变法,楚国用吴起变法,最有名的自然就是秦国用商鞅变法。

一说变法总离不开政治经济法制,富国强兵,给人印象好像他们就都是法家。其实也不然。政治经济法律等涉及富国强兵的内容自然是首先要考虑的,易经水雷屯言在乾坤两卦后先利建侯,孔子在论语中论政也先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都是从更易见实效的方面论的。也说明诸侯关注马上实用的变革有普遍合理的政治心理。但是,也不能不加区分把这些变革都简单说成法家。更不能说诸侯的水平好像都对高位文化缺乏理解。例如,对管仲的变法就不能简单说只是法家。

管仲改革行政,正法直度,改革兵制,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但是,管仲也礼法并重,推行道德教化,霸业与礼治相结合。也追求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这些内容已经涉及某些人理解的儒家文化内容了。

今人对儒家的理解也是偏颇的甚至恶意歪曲的。好像儒家就是只讲礼治道德的,而且尤其恶意歪曲的是把儒家简单理解为恢复周礼,以为儒家腐朽保守。这是某些人在近百年的文化教育下的被歪曲的印象或某些政治思维的恶意曲解。

最全面的看待儒家,你要把四书五经看完,尤其把包括易传的易经看完。儒家更完整的思想应该说是包括变革和涵盖法家的。如易经中有革卦有鼎卦,是革故鼎新的来源。而且,在泽火革卦中对变革的不同阶段有卦象解析。并说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到汉代道家人士黄生与儒家人士辕固生辩论汤武革命是受命还是篡弑时,辕固生坚持了孟子的革命观点,救民行义的立场。说明儒家革命是有思想有政治实践的。

易卦中有与神道设教有关的卦风地观,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此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有与礼有关的天泽履,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礼,覆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勿履。论语则说:克己复礼为仁。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有与道德修养有关的,如不远之复,以修身也,中行独复以从道也。复卦。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圣德。

闲邪存其诚。敬义立而德不孤。也有与法制讼狱有关的,如讼卦,如噬嗑。孔子也从来没说光用礼不用法。只是在德政礼法之间有个层次而以道德礼仪为尚,而法与刑律次之。如孔子论政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论司法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与讼卦不纠缠于诉讼之事以讼为不得已的思想是一贯的。如火雷噬嗑卦明罚敕法,与儒家小惩大诫明德慎罚的思想是一致的。

那么,易经中和儒家其他典籍的思想可以说都是涵盖了政治与刑法思想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法家是实用的形下的专科。所以,自然地发展到战国荀子就有了更明确体系化的隆礼重法的思想论述,则再往下专门论述法是太极流变的顺理成章。

也就是说法家在学派上是属于更高层次学派的下游学派与实用学派,它可以单独使用,但丢掉他的上游部分在政治社会治理实践上是有缺失的,早晚要出问题的,也是早晚要补课的。而且,法家不仅仅是儒家的下游流变,也是道家的下游流变。如中国战国时代的道法家慎到、田骈所代表的学派思想,如韩非子在其著作中有解老、喻老。如《管子》有说是道法家之作。

那么,儒家学派体系地位如此,在春秋战国的时代真的没有实践过被诸侯治国一定程度使用过?非也。孔子很多弟子都做过官,如子路、子贡、子游等,其中子贡既善经商又是曾经任过鲁国、卫国之相的政治家。而论语中明确记载过子游用礼乐治政,'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

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而孔子后学到战国时代还在魏国变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和魏国君主之师的作用。孔子弟子子夏在孔子没后居魏国西河教授,成为魏文侯延请的老师,子夏的弟子李悝则主导了战国最早的变法。而且,这个变法在某些人看来一见变法二字好像就要归功法家了,但它的变法色彩和主导精神却是有儒家思想底蕴和贤德政治层次的。

在用人任才表现上,李悝推崇贤德政治,在向魏文侯推举良相时李悝用: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的用人思想启悟了魏文侯,使魏文侯选择了为魏文侯荐举可以君皆师之的人才的魏成子。

而翟璜推荐的法家类型、兵家类型的人才则被李悝称为君皆臣之。可见,儒家的贤德用人标准在魏国变法过程中得到贯彻。

儒家在分配思想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李悝主导的变法则对社会分配在贵贱、贫富、智愚上的差别采取了相应对策,使贵而下贱、富而分贫、智而教愚,这可以看做泰卦的应用,也是儒家中和思想在社会差别调和上的发挥。

使魏国的变法相比秦国不是那么大贫富差别。其他,还有如废沟洫、尽地力、善平籴等方面均发挥了社会资源分配调和的思想。体现了变法的儒家精神。这个变法版本也就自然成为后来汉朝儒家尤其唐朝史家与立法者都尊奉李悝的法经。

'李悝及其法经地位的升高,是同儒学地位的升高有关的,汉以后的一般文人学士都耻与暴秦为伍,在论述法律渊源时,竞相祖述李悝,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李悝的思想比较符合尊儒的时代潮流。'这样的历史史实为何那么多人无视?为何总说儒家在春秋战国不见用?吴起也是有过儒家受学经历的,有史家论吴起变法也认为其变法精神有儒家影响。

不过,影响最大的变法当然是秦国的变法。商鞅变法被很多人吹嘘法家贬低儒家,但是,把变法前后的历史做一下全面的了解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商君变法本来是向秦孝公进有帝道、王道、霸道三个层次的治国方策的。一般认为帝道大体是类似道家无为而治,王道则类似儒家以仁义礼乐教化为先,霸道则修刑厉法富国强兵,使民怀刑畏威,以法服人。

秦孝公个人秉性大概比较喜欢霸道这种比较快而有力道的方策,而且当时秦孝公也才二十四五岁,是年轻气盛的年龄。

所以他采取了商鞅的第三策,也是下游的方策。倒也使秦国很快见到了富国强兵的实效。某些人大概也就此要吹嘘这种实用和霸道的东西。但是,这种方策并非在秦国没有反思和企图用道家、儒家的上游思想方策弥补。

如到了吕不韦做秦国丞相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吕不韦主持编纂了一部叫《吕氏春秋》的书,该书一般认为是杂家著作,汇合了先秦多派学说,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吕不韦不是学者而是丞相,他主持编纂这样的书当然应该是要在政治上实施的。历史没给他更多机会。秦国后来于前221年统一了中国,但也于前207年未及十五载就灭亡了。为何有些人不反思秦国灭亡只说秦国能统一呢?

缺失的文化要补回来。到了汉代初期,墨家、法家都不活跃了。道家、儒家成了主角。主要原因就是下位的文化已经体现在政治实践中,而上位的文化战国后期开始就已经把诸子的文化争鸣状态由分开始变为合为主导方向。到汉初就出现不少以道儒为主的融和性著作。

如新语新书经法淮南子春秋繁露等,其中道家刘安的淮南子,儒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分别是道儒各自的大成著述。汉代初期表现出了以道家为主治世的文化氛围。但是,由于道家基本思想的无为理念,思想基调是尚柔弱的,追求方向是返其初的,对现实社会发展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最终被儒家这种更适合大一统的思想体系,被儒家这种阴阳合和参赞化育性的,被儒家这种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的,被儒家这种范围天地之化曲成万物的,被儒家这种主张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思想体系取代,从而儒家顺理成章地登上被现实大国政治尊崇的地位。

所以,汉武帝只是做了合乎几百年历史演化逻辑的事情,使诸子、诸候的争鸣、争斗时代进入帝王一统而文化合一的时代!